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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著名電影人鄒凱光，不久前出版了一本有趣而玄妙的新書《答卜》。這本書的寫作用意是甚麼？表達出怎樣的思想？期待得到的效果又是甚麼？帶著這些疑問，本報對鄒凱光進行了專訪。在他的眼中，電影的夢工場，時時刻刻在給人生布置著考題，也在時時刻刻解答著困惑。自己的書，希望能夠給那些處在彷徨、困頓與艱難抉擇中的人，一個早已被忽略的答案。 ■文、攝（部分）：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The Book of Answers》的靈感
人要吃飯，需要筷子；要喝水，需要杯子；要寫字，需要筆—總之，人需要的是工具。鄒凱光認為，比起單純去表達情感或是思想更加重要，他將工具的賦予看成是自己寫作新書《答卜》的初衷。他認為，《The Book of Answers》 這本書給了自己很大的幫助與啟示，所以，能夠寫一本中文版的同類型作品，是自己一直以來的願望，以闡述在人生難題中尋求答案的方式與路徑。據介紹，這已經是他的第五本書了。前四本主要是短篇散文、故事或是自己主持節目的一些金句，側重表現；而今次的《答卜》則側重描寫——將生活中的困惑列在書中，答案則盡在眼前。
《答卜》的座右銘是：「花十秒鐘想著你的問題，然後用一秒翻開書中一頁，奇妙的時空與緣分就會交出一個答案給你。人生總有很多問題，我們需要很多答案，海灘力量，為你的答案帶來更多驚喜。」可見，這本書雖然是將生活中的尋常道理又進行了一次鋪陳，但是排列的方式與表達的手法已經與傳統的說教有了巨大的變化。工具的特色是親密與求助，而非心理厭惡式的價值灌輸。
鄒凱光認為，自己的書本質上是一種「遊戲」—在人生的遊戲中遊戲人生。也是出於這樣的考慮，鄒凱光在寫這本書時，並非有意為之，而是隨性而發，且很多的內容，來自於自己的BLOG與空間，將生活變為故事，與自己的電影風格類似。如此，他覺得才能夠得到他人的傾聽。
童年：自由奔放
鄒凱光是在公共屋邨長大的。父親是海員，因而自我支配的時間較多，能夠不受外界影響地勾勒自己心目中的童年圖景。自幼對拍攝的喜好，讓他對鏡頭下的情感尤為關注。他時常會對比：鏡頭下的笑容與平常的笑容有何分別；鏡頭下的眼淚與生活中的眼淚有多大的距離？這些問題，促使他致力於發掘鏡頭中的真實人性，而非用鏡頭去塑造虛構的幻覺。於是乎，他不會沉浸在對舊作品的回味中——做完一部，就會立刻去想下一部作品；對過去已經完成的成果，也沒有覺得哪一個有比較特別的印象或評價。
公共屋邨的生活給自己的影響是，見證了生活的一條線：在這條線的標示下，他了解到了生活的陽光與暗淡、人群的疏離和擁擠，因而，他能夠在最短促的時間內去捕捉笑容——哪怕是記者的笑容。鄒凱光是典型的複合多面手。他既是導演，也是編劇、電台主持。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職責，對人的職業能力、心理要求均有不同的考量。多重角色是如何擔當的？他認為，在自己年輕時，還覺得不同的角色會有衝突，但是如今會以「建設性的張力」這一角度來看不同角色之間可能的矛盾。他認為，當編劇，寫劇本時，寫得不好，可以撕了重寫；當導演，對鏡頭不滿意可以重拍；但是，當電台主持人，則是現場直播，萬一做錯了，也只能夠將錯就錯，繼續下去。這實際上是對人性格的磨練與完善。有時，是一個錯誤都不能犯的。
所以，就《答卜》一書而言，成年人反而難以看懂書中的內容，但是兒童和少年人群則會對書中的文字與排版布局有比較敏銳的觸覺，覺得特別好玩、特別有意思。鄒凱光固然希望自己的書能夠適合於所有年齡層的讀者，畢竟，生活的困難是所有人共同面對的。
港產片在轉型中
談到最近在香港電影界比較流行的一個問題：香港電影的出路，鄒凱光顯得更加從容與淡定。他沒有其他人的憂慮，也沒有對港產電影昔日輝煌散去的惆悵，他將這一電影現狀看作是必然的結果與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他並不擔憂香港電影的前途——物極必反，當所有的港產片都不受人歡迎時，變革的到來就是自然而然與水到渠成。
具體而言，港產片的輝煌，建立在舊時代的社會心理與文化基礎之上，更重要的，是那時的香港社會形態與今日有很大的差別。彼時，人出於奮鬥的上升階段，所以電影展現出的風格與主題也會比較積極。另一個不容忽視且常為大家忽略的問題是，以往港產片運作的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例如，內地的經濟發展已經使得港產片的運作模式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以原有的套路來面對新的市場與觀眾，自然無法取得與過去相同的效果。這一循環過程是不可避免的。
說起港產片，有一種思潮認為，應當走回香港本土化的路線，對北上內地持質疑態度。對這一觀點，鄒凱光認為，作為一個電影導演，首要的任務是完成製片方的訂單；導演是製作產品的，而非製作作品的。港產電影，應當在本土的文化書寫與市場化的商業運作中，尋求一個平衡，否則，空洞的藝術口號只會導致製片方的投入愈來愈少，其實反而不利於港產電影的長遠發展。
電影：快樂的夢工場
值得一題的是，在本土化的思潮中，香港電影的另一個發展傾向—描寫社會運動題材，也是鄒凱光關注的一個焦點。記者問他，社運題材的電影倍受新一代電影人喜愛，是否代表著香港電影本身已經進入理念主導、價值優先的階段？電影是否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政治動員的工具？這一傾向是否代表著整體性的趨勢？
鄒凱光認為，電影是快樂的夢工場，過多的怨氣，可能與電影的本質背道而馳。他進一步解釋，當前香港電影中出現大量的社運題材，其實是社會怨氣的爆發與傳播。在他自己成長的年代中，社會整體的氛圍較為積極向上，新一代人上位也不是特別大的問題，因此，在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在為現代化生活而奮鬥的感召下，人們的腦海中，始終都對明日充滿著希望與暢想，哪怕再困難、再艱苦。但在如今，年輕人更加著重於財富分配的公平性，生活壓力的劇增，讓他們看不到希望，因此，當大眾心理波及到電影圈中時，文化人不可能無所回應。
電影應當帶來快樂，這是自己的理想，也是創作的方向。香港的電影是非常多元的，絕非社運題材一種；社運題材也不太可能成為未來本港電影的主要方向——因為這與商業社會的市場運作並不完全吻合。因此，鄒凱光覺得，怨氣以電影的方式散開，或許並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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