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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成認為，本港基層的房屋問題並未解決。
在地少人多的本港，居住在劏房中的市民，多為社會的底層。在新的一年，他們的夢想與願景並不僅僅是「上樓」。本報記者在社會團體的幫助下，找到了兩個居住在劏房中的市民。對他們而言，新年的願景絕不僅僅是一句祝福而已，而是對生活與生存基本需要的訴求。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新年，已不敢有願景
生活在深水埗的楊選從2009年起，已居住在劏房中，如今50多歲的他依靠政府綜援生活，記者詢問他為何不找份工作維持生計，他的回覆是：沒有職業技能。加上年齡大，很難再獲得僱主聘用。曾經在飲食行業擔任服務員的他，隨著年齡增長，體力已漸衰退。在以「市場優先」為原則的前提下，他很難適應快節奏、高效率的職業生活。
居住在劏房中有何感受呢？楊選並沒有抱怨或控訴，讓記者感到很揪心。由於他居住的劏房沒有任何通風設備，處於完全密閉的狀態中，接近花甲之年的他，在2009年中暑病倒，暈倒在屋子中。他指出，當時用盡自己僅有的力氣，憑藉著最後一絲清醒的意識，撥出電話呼叫急救車，才僥倖保全一命。
記者無法以一個精確的數字道出楊選這間劏房的面積，因為將人的不幸遭遇數據化並不恰當。然而，楊選每月從政府領取的綜援也是在精打細算中度日—每月綜援總額為3100多元，劏房租金需要1300元；靠著社區組織幫忙，每月吃用約1800元。他認為自己根本無從選擇，只能買最便宜的東西。加上本港目前尚無全民退休保障，帶著失望心情的他在老無所依的陰影中向記者表示，他已無膽量再去為自己新的一年立下宏願。他當然希望獲派公屋，然而生活艱難更讓他明白每一天都是恩典。
曾被人誤追債
梁發偉2009年持單程證來港定居，到港後，一家六口全都居住在工業大廈的劏房中。梁先生以做清潔、地盤散工為生，有限的收入難以維持家庭開支，而他的父母年事已高，每日上下樓梯極不方便。
不久前花園街發生大火令梁先生極為驚心，因為自己的家四周的滅火設備早已過期，倘若遇上大火必定難以逃生。劏房特殊的居住環境帶來心理變化，由於每個單位被隔開，每戶人家之間的鄰舍意識與街坊情誼與一般住戶不同，日復一日，便會感到孤單、沉悶。或許因為這樣，他才想回內地過新年，因為內地親戚多，相互串門才顯得熱鬧。
政府目前要求梁發偉一家盡快搬離工業大廈，他雖然申請了公屋，但市區公屋配額緊張，新界地區雖然機會較大，但對於在市區上班的梁先生而言，若公屋位置過於遙遠，交通成本必然增加。他表示住劏房的人流動性非常大，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有人誤將他當成是欠債的租客而上門討債，自己與家人都感到很無奈。他不無擔憂地表示，若劏房問題未能夠引起政府重視，未來低下層民眾的生活將越來越艱難。
新一年梁先生不僅僅希望自己能夠搬進公屋，也希望政府能夠體察民間疾苦，考慮市民的實際需要，多興建公屋。
基層房屋問題並未解決
李大成是長期關注香港弱勢社群的非政府組織成員，他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香港一直採取高地價政策，即使土地供應量增加也難以解決房價過高的問題，弱勢群體根本無希望買房，從而引起一連串連鎖問題：由於家中面積過小，甚至連一張寫字的書桌也難以放置，中小學生連回家學習都有困難，進而影響他們的成績，讓他們無法升學。「知識改變命運」，而住房困難變相影響學習素質，容易出現跨代貧窮。
香港並非處處繁榮，承認陰暗角落的存在，是一種美德與勇氣。劏房的存在是事實，更不能忽略居住其中的人。新年了，他們的願景是對為政者的鞭策，也是在警醒大家，他們也是這片土地的主人。基層究竟對本港而言意味著甚麼？本港貧困人口的數字不斷飆升，中央政府不斷強調「著力解決深層次矛盾」，政府應該堅定落實這句說話。社會福利不是施捨，也不應對領取社會保障的人設置層層關卡、處處設防他們。如果一個社會，出現的階層流動是中產基層化，終有一日，公共政策制定者以至所有人，都會為之付出沉重的代價。
誠然，以「經驗論」的哲學思維來看，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天平無論怎麼平衡，也終究會偏向一面。但市場主導與福利優先並沒有矛盾，在不同的財政境況下採取不同的手段，其根本目的都是讓市民能夠受惠。如果在盈餘減少或是赤字嚴重的情形下，審慎理財尚可理解。但在盈餘豐厚的儲備中，福利支出過少，只能看作是政府對自己的宏觀政策沒有信心。
一直有人強調香港目前的房屋問題，基層與社會頂端已經得到了有力的解決，矛盾主要源自中產階級。但事實上，無論是楊選還是梁發偉，均是底層中的底層。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寮屋並非不存在，這就意味著住屋問題一直存在，短暫的房屋緊缺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政策制定者未真正了解市民的需求。每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斷者，劏房背後實則是利益分配的角力。「房屋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也是基本的權利」，大眾並不需要其他人來替他們判斷自己的利益何在。願新的一年，住屋問題能夠得到有效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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