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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考試。 網上圖片
文：李恩柱
我國選拔官員的制度隨著時代的更替而多有變化。如夏、商、周實行世卿世祿制（又稱世官制）；兩漢時期，則實行察舉制；魏晉南北朝時期，與察舉等制度相配合，實行了九品中正制；隋唐以後，科舉制又成為主要的選官途徑。
卿，是古代高級官吏的稱呼，世卿就是天子或諸侯國君之下的貴族；祿，是官吏所得的財物。世卿世祿制是按血緣關係分封諸侯、卿、大夫等官職的，這些職位是世襲的，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世襲其職，世受其祿。這種制度究竟開始出現於甚麼時期，它又是怎樣形成的，學術界尚無統一的看法。有人說世卿世祿制在商周時代已法定實行，有人則以為春秋中後期由於卿大夫的專權才形成這種制度。
不過，出土的西周銅器銘文中，有很多官職都是世襲的。如1974年在陝西扶風縣強家村出土的師鼎等器，它們的主人一家四代父死子繼，世襲「師」官職。總歸那時分封諸侯關係非常重大，關乎國家命運。天子的親屬，天子的親戚，天子的親信，不論愚賢與不肖，只論血統親與疏，按照公侯伯子男五個等級都分封出去了。從周武王到周成王，先後封了八百多個諸侯國，其中較大者有七十一國。
春秋戰國時期是政治制度大變革的時代，陳舊的世卿世祿制，已經不合時宜，「任人唯賢，因功受祿」的選舉制度便取而代之，「軍功」和「養士」成為這一時期選官的重要途徑。秦統一中國後實行十二級爵制，應該說與春秋戰國時期的選官制度有承繼關係。
歷史進入到兩漢以後，實行了察舉制。即刺史、郡守等地方官或中央的三公、九卿、列侯推薦人選，供朝廷遴選。因此，察舉制又稱為「薦舉」。這一制度與徵辟制度一起，共同構成了漢代選官制度的主體。察舉制的確選拔了不少有用之才。但這一制度到東漢後期，便日益腐敗。《後漢書》卷六十六曰：「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其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此處的「蕃」即陳蕃，也就是那個「庭宇蕪穢」卻不打掃，聲稱「大丈夫處世，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者。此時陳蕃為樂安太守，接見了這個大孝子。可細加詢問，趙某竟在這二十年中在墓道中生了五個兒子。按禮法，服孝期間必須禁慾不親女色。可見，當時的選官政策下，士人矯飾、虛偽到了甚麼程度。時人謂：「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兩漢實行的選拔人才制度，相對於世卿世祿制而言是一種進步。察舉制使商周以來一直佔據統治地位的世卿世祿制被逐漸打破，不少出身低微、幽處鄉間的才俊步入仕途，成為國家的棟樑。由於低層家庭的士人向官僚階層流動的道路變得暢通，兩漢中央集權政治得到了發展。但到了東漢後期，朝政愈來愈黑暗，社會秩序嚴重混亂。此時察舉制一步一步走向沒落的境地。
其一，選舉大權被權貴控制起來，成為保證其私門利益的工具。《後漢書》的「梁冀傳」云：「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肩負著舉薦人才使命的三公九卿及州郡的牧守，大肆撈取政治資本與個人的好處，察舉失去了公正的尺度。其二，從西漢的德才並重到東漢的偏重德性，選舉標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閻步克先生把這種變化概括為「以名取人」，「以族取人」，等等。東漢的王符揭露當時選舉的弊端時指出：「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黠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名實不相符，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財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潛夫論．考績》)
這種制度，使各級官員控制了薦舉權，到了東漢後期，已經形成了勢族豪門世代為官和地方縉紳控制「鄉間評議」，操縱地方選舉的局面。於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與察舉等制度相配合，還實行了九品中正制。即在州、郡、縣設置大、小中正官，由中央選派原籍本處的德才兼備有識鑒的官員擔任。這些中正官負責察舉本地區的士人，把他們分為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中正官將九品人選上報朝廷，由吏部依據所定品第高下及家世、行狀，授予官職，名列高品的可以作大官，下品的只能作小官。
九品中正制在實行初期，把東漢以來州郡名士品評人物之權收歸政府任命的中正官手中，這些大、小中正在品評人物時一般比較注意德行和才能的優劣，能夠選拔出一些有用之才。但到了後來，尤其是西晉之後，門閥世族掌握大權，門第高下成為評定品第的主要依據，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九品中正制蛻變為門閥世族維持其特權的工具。
有學者說，九品中正制的弊病，其要有三：首先，中正選舉只重家世，不重才能，所謂選賢任能已完全流為空談。其次，中正徇私舞弊，以權謀私，趨炎附勢，定品失實，貪贓受賄，請托公行，公報私怨，隨意降品，傳聞為據，捕風捉影，聽信流言，屈服邪惡，隨心所欲，威福自專。凡此種種，都使中正定品失去了公正與平允，成為門閥世族勢力的代表且權力日益膨脹，對國家政治和社會風氣造成不良影響。
終於，隋朝以後，科舉制成了國家的選官正途。科舉制度究竟創立於何時，歷來頗有爭議。一般說來，這種制度萌芽於南北朝，創始於隋而確立於唐。也有科舉創立於隋、唐、漢之說，這就看所持的標準了。科舉制度的確立，破除了豪門世族壟斷勢力，擴大了官吏來源。這種選官制度保證了朝廷對全國士人考試錄取權和任用權，同時也使朝廷能夠在更廣泛的範圍內選拔中小地主及下層知識分子充任各級官吏，使封建政權獲得更廣泛階層的支持，提高官僚隊伍的素質。因此，自隋唐至明清，科舉制度成為封建國家選官的基本制度。然而，自清朝嘉慶、道光之後，科舉考試制度的腐朽表現得越來越突出，從科舉選拔出來的官吏，對外界事物毫無所知。1905年9月2日，清廷明確諭令停止科舉，廢除了這種已經實行一千多年的選官制度。
面對選官制度的諸種改變，有一個現象不能不提，那就是變化較大的選官制度，總是隨著朝代的更替而產生，總是隨著政權的更迭而出台，在平穩的社會環境下，往往沒有「改良」的衝動。說往往沒有，就意味著不是根本沒有，只是微調力度太弱，不能彌補制度出現的漏洞，或者說堵塞漏洞的速度，遠遠不能與漏洞出現的速度相抵。事實上，歷代都有人指出當時政策的弊病，也有當政者加以修補，可惜力度太小。
社會進步，有的是因為革命導致的改朝換代，有的是因為社會的微調機制有效堵塞漏洞，使民眾看見曙光。改朝換代，不可能不流血，不可能不給民眾帶來損害。如果社會進步必須用暴力革命去交換，代價就遠遠大於改良換來的一切。但是，革命發生之前社會往往是平靜的，如果當政者缺乏憂患意識，缺乏對社會切實的了解，一味享受這種平靜，不思對制度進行微調，甚至拖延改良，阻礙改革，制度的漏洞就會顯現，動盪就難以避免。清政府雖然主動停止了科舉，但與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相比，太遲了。所以，如果一個社會能夠培育靈敏的微調機制，的確是民眾之福，也是主政者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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