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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 抑
唸小學以前，我喜歡把牆當成畫紙，拿起筆就往上面亂塗，大概畫些花鳥飛機人之類的奇怪圖案，亂七八糟的顏色，刷米白的牆被畫得東一塊西一塊，結果是落得被打罵的下場，嘩啦地哭。那時候不知道不能在牆壁塗畫，以為只要是白色的，都能夠在上面畫東西，又以為是自己畫得太醜了所以被罵。以後只能偷偷的畫，在沙發、櫃子後的牆，只要沒被發現就算得勝。不過稍微長大一點以後，便明白，父母都是知道的。而關於牆壁，是他們的堅持，他們認為：牆必定要是乾淨整潔的；我在他們家裡留下污點。我以後當然理解，我是把他們的生活搞垮了，雖然這是預計之內，但是我出現以後他們的生活是丟失了，卻是預料之外；所以才那麼在乎要把我養成他們想要變成的那種人—安分守規又追求完美。我的父母不是患強迫症的老瘋癲，不過希望我變成更好的人，只是我終究沒有變成理想小孩；因為我時常想要取悅自己；他們也當然沒有變成他們想要變成的。那時候我在牆壁上畫的，是簡單快樂的圖畫，後來被刷掉了，至今我還是覺得只要快樂就好，牆壁還是能夠塗畫的；只是我再也沒有在家裡的牆畫圖案，我既不激怒父母，他們也不必打罵我，三個人在家裡，是徹頭徹尾是安靜了，牆壁還是刷成米白的。
中學學美術，塗顏色反而成了一種壓力，夜深人靜的時候畫得累了卻不得不繼續，便覺繪畫是件磨人的事；無論是在畫紙上還是在牆壁上，我都不想塗畫了；後來不論是畫甚麼，都下意識用上暗沉的調子，講究的筆觸，一絲不苟；儘管畢業時老師讓了一道牆給我們畫壁畫，我們也是無法畫出輕鬆快樂的事。而我看著那幅壁畫便明白，我是變得不一樣了。往後幾年一個人在家的時間久了，我不必待在房間裡（反正家裡也沒能夠劃出房間），在家的時候多數不亮燈，牆壁的界線是糊掉了，空間是寬闊了，雖然房子還是狹小的，感覺卻是無比空蕩。上大學以後，畫筆放下久了，包袱也丟開了，到託兒院去跟小朋友們一起把牆塗得五顏六色，畫上一株又一株結滿果子的大樹，還有飛鳥和動物，讓牆壁看起來不那麼拒人千里，小朋友是樂不可支，急著把手腳沾顏料往上面印，畫的時候不講究，住在裡面也不覺乏味；那時不顧一切在牆壁上塗畫的感覺又回來了。只是我知道，個性是養成了，哪怕是隨心所欲的，也率性不出個甚麼來。
像這個城市，遊人要是來到，定能輕鬆辨識，牆都是灰棕白之類的，沒生氣；倒是住在這裡的人習慣了，不覺乏味，認為這是種簡單美，把室內設計都造成了不作修飾的水泥牆壁，配上慘白或昏黃的燈光；是嫌棄生活太多姿彩，在房子裡要把色彩排除掉，才能得到一夜安寧。不過遊人來訪也不是為了看我們的建築物，他們不過是來吃喝購物，因為這邊根本沒有甚麼歷史蹤跡，無法在牆壁上見證或是摸到過去的精細與溫度。他們說要讓城市顯得有活力而多變，於是把好些古舊的建築物都拆掉了，為了讓城市不枯萎。城市牆是愈來愈少，玻璃幕卻愈來愈多，是更通透了；它的象徵意義是明顯的，如同柏林圍牆拆下的瞬間，整個民族國家都得到解放；如同耶路撒冷聖殿哭牆，讓猶太民族經歷流亡與屠殺的歷史有了宣洩的出口；不論牆是為了把異己排除在外，還是把人守護在內，它總是讓人站在前面默然無語；玻璃幕是不一樣了，它不講求徹底的區隔，卻是比徹底排除更使人難堪；他們在玻璃幕的一邊細味生活，他們在玻璃幕的另一邊慌張失措，勞碌奔波，他們能看見，近在咫尺，卻是無法跨越。只是任何形式建成的牆，都不過是肉體的隔阻。而旅人到別的城市去，不管是看地中海突尼西亞小鎮西迪布賽伊德的藍白小屋，還是看日本用和紙鋪成的牆，見證過多少建築與吃過多少美食，他終究是那座城市的過客；他們不明白，不理解，覺得每樣事都新奇無比；那長久分隔的文化與意識，還是無法逾越的。
長大後，對於牆的意涵有更深刻的感悟，卻愈發覺得無能為力—那都是我無法拆卸的，儘管我能夠拆下那些嚇人擋人的牆，也無法為這裡建立些甚麼。哪怕只是為牆壁粉飾太平，也無法隨性的揮灑，我只能夠空口說白話的指正，我們的世界是建了太多牆了—然後呢—又是不知所措，不理解如何才能夠把那些把我們緊密圍起來的牆打出一個洞來，期待光從那裡透進來。直到那天，我走進辦公室，他們把人裝在小格子裡，那些既開放又密閉的空間，那些充斥流言蜚語的圈子，我便知道，牆壁，還是需要的；還是需要把自己圍起來，免得被兩眼發亮的獸撕碎；而安份不躁動，是唯一的指引；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是坐在籠裡到深海看鯊魚的人，自以為是地觀察世界，到底是誰在看誰呢。
我看這裡文字張開密佈，字元與字元間的距離異常緊密，擠得水洩不通；我幸慶，還好西方語法家以後建立了標點符號的系統，漢代的學者提出了句讀之法。大概，他們是察覺了，要是這當中沒有適當的縫隙，讓情緒有轉折稍息的空間，在堅實而不透風的文字壁牢裡，便是有太多無法排解的壓抑了。我看著家裡刷米白的牆，頓覺，牆壁還是乾淨潔白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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