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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履平在香港中文大學講授陶瓷印的知識。
藝術的核心地帶究竟在哪裡？是民間還是學院？記者在訪問蔡履平的過程中，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您認為自己是屬於學院派還是民間藝人？」蔡履平的回答是：「介於二者之間，因為我的老師是學院派，我自己學習的內容也是學院派，傳播方式也是學院派，但是我人卻在民間。」蔡履平的回答帶來了一個比較深刻的思考：學院派和民間究竟有多大的距離？
實際上，「學院派」這一概念，更多的是代表一種方法和硬件的提升。即是在強調分析實證的學科中，方法的正確與硬件的支援是完成科學研究的前提條件，而這一切是散落化的民間不能替代和完成的。但是，在西方還有另一種總是被我們忽略的思潮—經驗論哲學體系。這種思想認為：無論人類在具體的研究中如何精確，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永遠都存在誤差，永遠都是有限的，也永遠都不能窮盡，所以人類不可能建構出一種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如果以這種思想來看，學院派的研究方法需要一種補充—來自何處？答案只能是民間。
這裡的「民間」，不是鄉土，也不是文盲，實際上是一種自發式的學術研究。曾經是蘇俄領袖的列寧，他的著名學術著作《俄國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是在坐監、流放的過程中完成的，卻沒有人能夠忽略其學術價值。而在我國民國時期，大批文學家、藝術家、學者如陳寅恪、沈從文等人，甚至連一個像樣的學歷都沒有，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一流的學者。為何？就是因為他們紮根在民間的土壤中，呼吸著自由的空氣，繼承了傳統中國文人「處江湖之遠」仍關心國事、操勞學術的傳統。即便在西方，偉大的音樂家舒伯特，也是出身於民間的藝人，他在最貧窮的時候，甚至以自己心愛的《搖籃曲》去換取一塊牛肉。然而，沒有人能夠否定他偉大的藝術成就。試看今日的奧地利，音樂成為全民的生活，街頭藝人在優美的旋律中浸染著城市的特質。這就是民間文化的魅力，也是民間社會生機盎然的生命力。
梁啟超，大家都知道的民國大家—所謂「大家」，就是因為你不知道該稱呼他為甚麼家。文、史、哲、法、經、政，西學東術，幾乎樣樣精通。如果說他可以當北京大學的教授，那簡直是貶損他—因為他也有參與創建京師大學堂。從考據角度看，後人沒有發現梁啟超有甚麼學位頭銜，更不存在所謂的「接受學院派系統化教育」之實據。內地曾經出版一套由北京東方出版社發行的《民國學術經典文庫》系列叢書，其中對梁啟超的著述加以展示。這套書在1996年出版，分為思想史、歷史以及文學史三大部分，共31卷，梁啟超獨佔五卷。而將「自由」一詞翻譯進我國的嚴復，也是一位偉大的文學理論家、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等。他有甚麼學歷或文憑呢？在沒有廢除科舉制度以前，他只上過福州船政學堂，學習軍艦駕駛技術。由於沒有通過科舉考試，他的船政學堂畢業文憑也不值錢，就像今天的職業先修學校一樣。1885、1888、1889、1893這幾年，嚴復四次參加科舉考試，全部失敗。此後他再也沒有參加過科舉，民國成立後，政府卻尊奉其為「碩學通儒」。
如今在我國，沒有學歷、沒有文憑、沒有專著，便不能夠晉級、加人工。迷戀於形式與方法的學院派作風，甚至對來自民間的一切不屑一顧。在本港，表面上發達的高等教育背後，隱藏了可能仍舊是傳統華人社會中排位子、論輩份的惡質文化。長期隱匿於虛幻的「城邦」意識中，毫不了解世界或內地學術（例如語言風格與社會氛圍）的轉變，更從未想過古希臘的城邦，是有全民性的文化底蘊的，身為奴隸的伊索，也能講出富有哲理的寓言。一千個教授並不等於一千個知識分子，更不等於一千個具有風骨的文人。如果大學裡的教授所欣賞或鍾情的，只是故紙堆中的點點滴滴，而對社會生活與人文情懷毫無考究，那麼看似學富五車的外表，其實也只是社會多餘的「脂肪」而已，毫無用處可言。畢竟，他們的學識不可能成為維也納的街頭藝人，也不會轉化為民間社會進步的力量。因此，如何準確測量學院派與民間的距離，如何將學術日常化、平民化，將是未來振興文化需要面對的課題。 ■文、攝：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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