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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畫的豐子愷。網上圖片
在那段存在於中國人集體記憶中的黑暗的日子裡，豐子愷的文章和畫被定為「攻擊無產階級的大毒草」，名列上海十大重點批鬥對象。豐一吟的記憶中，那時的爸爸永遠是「報喜不報憂」的，豐子愷留鬍鬚是從母親去世的時候開始的，已經留了30多年的鬍鬚被人強行剪掉了，「剪掉了，他那時還挺開心的，說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1968年的一個細雨之日，一群自稱「狂妄大隊」的人，逼著豐子愷跪在上海畫院的院子裡，將熱漿糊澆在他的背上，並貼上大字報，用皮鞭抽著他走。「爸爸那時候好苦，他不懂『外面的事』，我那時候沒有怎麼關心他，卻是一直管著他，告訴他這個不能說、那個也不能說，他說一句『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也是右派了』就招來了造反派的『拜訪』。」那時的豐一吟在外上班，了解形勢，「抗戰的時候苦，他可以發怒罵日本人，可以畫，那個時候，他什麼都不能說，也不能畫，只能都悶在心裡。」狂妄大隊走後，女兒為很長時間不再喝酒的豐子愷倒了杯酒，兒女們從來沒有見過父親這樣哭泣，大滴大滴的淚掉在酒裡，「我實在是愛這新中國，但是他們不讓我愛，不許我愛……」，羅羅嗦嗦一杯酒喝完，掏出手巾，捂著臉，嗚咽不能成聲，從此，兒女們再沒有見過父親哭泣。
住牛棚的豐子愷患了中毒性肺炎，熟悉的醫生開了藥准他回家休息，他終於又回到他魂牽夢縈的日月樓，「可是他不願意自己的病好起來，偷偷的把藥都扔了，想讓病在身上呆久一點。」這一年，豐子愷76歲，已是風燭殘年，「每天四點鐘就起來了，蜷曲在小床上，打開小檯燈，拿起久違畫筆，背著家里人一幅一幅的偷偷畫第六集的《護生畫集》」。這時是73年，和老師約定的時間還有六年。他就是不去看病，守在那扇可以看得見日昇月落的窗邊，守著他生命中最後的時間，一筆一筆的畫著眾生，畫著他平和的悲憫。或許是知道自己世壽無多，那些畫他竟一幅一幅的將頁數編好。
在豐子愷的譯筆下，一位登山畫家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無法遷出的世界如果難處，那麼必須使難處的地方，或多或少的變成寬裕，使白駒過隙的生命，在白駒過隙之間好好的度送，於是乎是詩人的天職，畫家的使命。」這似乎是豐子愷的獨白。據說站在先生日月樓上的小床前，香港著名美食家蔡瀾先生哭了，說「豐子愷好慘」，但是，摸摸那扇窗子，想像先生日月作畫的情景，亦感嘆在那個世紀，那種境遇下的大師，一生遭受的苦難那麼深，享受的喜悅那麼多積累的學問那麼富饒，再一次的輪迴也未必輸的出那樣的奇遇。
《護生畫集》的第一幅畫《馬戀其母》，小馬追逐所有經過身邊的白馬，因為他只記得媽媽是白色的；《蠅聚筆端》，畫的是一群蒼蠅執著的，前赴後繼的阻撓一位判官，寫下殺頭冤案的判詞，文革的時候，這幅畫被女兒不高興的「斥責」為「給自己找麻煩」，並沒收筆墨紙，「爸爸當時哀求說『還給我吧，你們這樣會要了我的老命！』」豐子愷的畫集中還有一隻鴛鴦，終於等到漁夫揭開鍋蓋，悲鳴著投身沸湯裡，因為那裡面正煮著自己的伴侶。
他畫了那可憐的鱔魚，把頭和尾巴支撐在沸騰的水里，倔強牛而無奈的在抵抗，但悲劇在一點點的降臨，它也是母親，腹中懷了孩子。這是第六集《護生畫集》的最後一幅，這是1973年年底，豐子愷終於畫完了最後一集的100幅畫，距他1928年畫《護生第一集》，已經整整過去了45年。
1974年就在批黑畫的烏煙瘴氣中蹉跎過去了，轉眼1975年，這一年，鄧小平復出。1970年從農村回來以後，一張五尺的小床伴隨了豐子愷最後五年，它太短了，畫家只能蜷縮了雙腿睡在上面。它就放在他心愛的日月樓上，他就是守在這裡等來1975年，那一年，豐子愷78歲了。
「不知為何，1975年，他把1月1日到12月31日所有日子一天挨一天都寫在紙上，他寫上了哪天是春分小暑，立秋冬至，然後，過去一天就劃掉一天。」
終於，爸爸拒絕治療的結果是肺炎轉化成了肺癌，發現時，肺部的腫瘤已經有拳頭那麼大了。「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說了好多好多話，回憶著和周總理三次見面的場景」，每個細節都讓他的臉上漾出孩子的笑。兒女給他一支筆，他一把握住，留下了一些不成方圓的圖型成為絕筆，他沒有畫完，他將死亡看作是暫別塵世。
豐子愷的畫展藝術館也請來了專業的設計，將對大師的箴言高高的用幻燈打在牆上，有人說這是要抒發對大師的仰視之情。而真實的是，這位大師的畫作從來無需注解，更不必仰視，因為你的生活真真實實就寫在他的畫裡，如同一片片落英，風一吹過，沙沙作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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