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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勁松 中國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工商專業同學會
先看近期兩條憂喜參半的消息。憂的是，全國多個省市密集出台地方版產業規劃，50天內公佈逾10萬億元人民幣投資計劃，以應對當前經濟增速持續下行。喜的是，國務院取消和調整了314項行政審批，繼續推進還權於社會、市場、企業和民眾。筆者在前兩篇文章中指出，中國民眾的激情、夢想與努力工作固然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動力之源，然而政府角色定位卻是成功的關鍵。
回顧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其實也是政府角色定位不斷調整的歷史。以國務院組成單位的數量作為指標，1982年啟動新時期國務院機構改革時為100個；經過1988至2008年5輪改革，目前國務院組成單位已減少至27個。儘管如此，中國依然擁有世界上最為龐大的行政管理體制，在中央層面仍然保有超過1,000項行政審批項目（尚不包括各級地方政府配套或者獨創的各類行政審批項目）。
從主流經濟理論角度看，政府在經濟發展和轉型中究竟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從來都是莫衷一是。古典經濟學派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型只能存在於理論之中，而凱恩斯學派的積極干預理念往往在實踐中表現為矯枉過正。近年來環球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之後，給人以霧失樓台、月迷津渡的感覺。究竟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何在？這個問題其實已經跨越了傳統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體制之界限，伴隨著經濟和金融全球化而成為決策者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以美國次貸危機為例。不可否認，長期低息政策推動資產泡沫，而金融衍生產品進一步推波助瀾，最終形成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歷屆美國政府在宏觀經濟導向和金融市場監管的缺失，乃至通過准政府機構（如房地美、房利美等）直接推動房地產泡沫的錯誤，已經成為公認的教訓。
在歐洲方面，特別是以希臘為代表的推行高福利制度的國家，它們當前所面臨的財政危機、貨幣危機，固然與歐元的天生缺陷息息相關，但是誰又能否認歷屆政府所建立和維持的龐大公務員體系、推行的全民高福利政策對社會生產效率的極度損害呢？生之者眾、食之者寡，這才是生財之大道。
再看中國的情況。2009年中央政府主導推出4萬億人民幣經濟刺激計劃，雖然在當時為保持整體經濟增長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其所引起的後遺症至今未能消除，乃至造成中央決策者投鼠忌器的局面。如今改由地方政府牽頭10萬億計劃，儘管有批評者認為不過是「畫餅充飢」，但是若地方政府再冠以「維持社會穩定、確保就業率」等理由，不排除中央決策者被迫為此計劃護航。如此一來，中國經濟將再次失去成功轉型機會，而每一次機會的喪失將意味著下一次轉型的更大的陣痛和更高的社會綜合成本。
阻礙民間投資各種限制依然存在
國家統計局近期公佈的數據顯示，過去10年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從未停止，而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2002年的92.4%提高到2011年的104.1%。但是，阻礙民間投資的各種有形和無形的限制依然存在：如果「國進民退」過於誇張，那麼「民無法進」則是不爭的事實。
以銀行業為例，為了落實國務院「新36條」，銀監會5月26日正式出台《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實施意見》，並強調 「在市場准入實際工作中不得單獨針對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設置限制條件或其他附加條件」。但實際上，銀監會仍審慎對待民資控股銀行。其理由是「民營企業還沒有準備好」。試問：是否銀監會「自身沒有準備好」，無法防止公司治理結構缺陷，識別和控制關聯交易風險？缺乏市場化的利率形成機制、不打破國有大銀行的壟斷地位，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就一定是有缺陷的！而在有缺陷的機制下，激情和夢想所激發出的只能是尋租空間和灰色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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