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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8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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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可聞:詩歌之美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2-09-18]     我要評論

姚元權

 詩歌在現代社會,好像已經被遺忘,它的繁華留在了過去。然而,它仍悄悄地存在於我們的生活,存在於人們的心中。在我看來,詩歌是極為私人化的表達,它為抒情而生。人類會永遠面對生存的困境,就會永遠存在抒情的需要、存在對美的嚮往和追求,詩歌或許就會在我們興奮時、悲傷時、憤怒時、沮喪時、焦慮時、絕望時突然冒出來。  

 日本幕府末期的維新派人士,著名的阪本龍馬有這樣一首和歌:「人世歲月知何似,大井川上筏如飛。」中國的孔夫子面對滔滔江水,也有感歎:「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阪本龍馬洞察世界時局變化,主張改革,奔走呼號,在大井河上,乘筏直下,激流勇進,志在千里。孔子周遊列國,推行仁政,處處受挫,面對大江,深感光陰似箭、任重道遠。兩人身負使命,所懷焦慮,千古同慨。

 阪本龍馬的形象在日本電視劇《仁醫》中有很好的刻畫。而中國的另一位詩人曹操,所詠《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同樣表達的是一種焦慮情緒,在電影《赤壁》中,曹操把酒高歌,吟誦《短歌行》的情景,激盪多少人的心靈。

 日本詩人與謝野鐵干也在歌唱:「吾輩男兒意氣,仗劍立功名,賦新詩,說戀情,嗚呼,心中煩悶。」

 這便是詩歌。它沒有固定的公式,它只依準我們內心的情感和節奏,體會到它的人,會產生長久的共鳴。這一點,在詩歌翻譯中表現得格外分明。

 比如波斯詩人奧瑪珈音的詩。

 同一首詩,郭沫若是這樣翻譯的:

 「啊,我生將謝請為我準備酒漿,生命死後請洗滌我的皮囊,葬我在綠葉之下,間有遊人來往的花園邊上。」

 黃克孫是這樣翻譯的:「一旦魂歸萬事空,勞君傾酒洗萍蹤。遺身願裹葡萄葉,葬在名花怒放中。」

 我比照英文看,郭沫若採用的是直譯,加了適當的修飾;黃克孫採用的是意譯。

 黃克孫的譯本,被認為是奧瑪珈音中文本的最佳譯本,全部採用七言形式。他譯的每一首詩,幾乎都是再創作,完全中國化,詩中大量採用了中國人熟悉的意象和典故。這些譯詩,具有原詩的神韻,卻又擺脫了原詩形式和語言的束縛。這正是一首詩的偉大之處,它擁有圓通的技巧,讓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人都能體會到它的美妙,體會到詩人的情感。

 郭沫若的白話直譯,有他自己的浪漫風格在裡面,「葬我在綠葉之下,間有遊人來往的花園邊上。」這兩句詩讓我想起朱湘的《葬我》:葬我在荷花池內,耳邊有水蚓拖聲,在綠荷葉的燈上,螢火蟲時暗時明——葬我在馬櫻花下,永做著芬芳的夢——葬我在泰山之巔,風聲嗚咽過孤松——不然,就燒我成灰,投入氾濫的春江,與落花一同漂去。無人知道的地方。

 不知道朱湘的詩和郭沫若的這首譯詩之間是否存在化用關係,在朱湘的詩裡,浪漫風格已經昇華成唯美了,意象更為豐富,意境更為淒美,情感更為濃郁悲傷。這兩首毫不相關的詩,卻能讓我們感悟到它們的相通性。

 黃克孫的譯詩,首句化用了古詩「死去元知萬事空」,整首詩讀來多了一層理性色彩,雖有悲涼之色,但更見豁達樂觀心態。「遺身願裹葡萄葉,葬在名花怒放中。」這樣的譯筆,令人驚艷。相比之下,《讀詩的藝術》(南京大學出版社)這本書裡說:「最偉大的詩歌,有一種普遍和本質的難度:它是擴展我們意識的真正的模式。」又說:「詩的偉大依靠比喻性語言的神采和認知的力量(詩性的思考)。」

 這個話看來費解,其實很簡單。就是說,一首好詩可以無限拓展我們的想像空間,把我們帶到一個從未到達過的審美境地。這樣的詩,必定有「比喻」和「詩意」。「酒泉歲月涓涓盡,楓樹生涯葉葉飄。」就是這樣的詩句。歲月如酒,一點一滴慢慢喝完,人生如楓,片片落葉迎接晚來秋。

 不鹹不淡,不急不慢,順其自然,悠閒自得。這不就是我們提倡的慢生活嗎?但詩句給我們的感受,卻遠遠不止「慢生活」三個字這樣簡單,那種愉悅、那種意境,只可意會不能言傳。吸食毒品的人,大概追求的也是一種感覺吧。

 由此聯想到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它沒有太多比喻性的語言,但它通過真實的意象和虛妄的幻想,營造出了詩意的理想生活狀態。「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海子這首詩具有永恆的價值,所謂「詩意的棲居」即在於此。相比之下,北島的《回答》、食指的《相信未來》、顧城的《一代人》,達不到這樣的境界,它們強烈的時代背景,決定了這三首詩的生命。

 再看倉央嘉措的一首詩:花開錦葵叢叢艷,願君採擷供佛前。將我青青碧峰軀,一同攜往聖明殿。

 這是香港百頁國際出版社出版、藏族人格桑仁珍和格桑慈成以七言形式翻譯的。再看另外三個翻譯版本:

 細腰蜂語蜀葵花,何日高堂供曼遮。但使儂騎花背穩,請君馱上法王家。(曾緘譯)君如折葵花,佛前常供養。請將我狂蜂,同帶佛堂上。(劉希武譯)有力的蜀葵花兒,「你」若去作供佛的物品,也將我年幼的松石峰兒,帶到佛堂裡去。(于道泉譯)

 這首詩的白話翻譯,除了于道泉這首外,還有另外四個版本,跟這首一樣,白如開水,且不錄。

 格桑仁珍和格桑慈成在《情僧絕唱》序言裡說:倉央嘉措的詩「既屬情詩,又屬禪詩」,「既通俗情,又達佛理」。這首詩的白話翻譯,顯然無論是作為情詩還是禪詩,都是徹底的失敗。這是硬譯和直譯的軟肋。

 劉希武五言形式的翻譯,勝在小巧輕快,卻也敗在小巧輕快。

 曾緘的七言形式的翻譯,雖有了一分凝重和莊嚴,卻又多了一分晦澀。

 《情僧絕唱》的譯本,相對來說是最好的。葵花開放得如此燦爛、艷麗,採摘供於佛前;蜜蜂顏色如此碧綠誘人、身體如此纖細可愛,攜往於聖明殿。在視覺、情感上,都形成強烈的對比和反差。這裡面充滿了暗喻,充滿了引誘,其中意味深長,正是俗情與佛理的交鋒。倉央嘉措的詩歌魅力,在這首譯作裡得到了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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