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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金
關於白先勇的作品研討會不知開過多少，不過這個月九號在北京召開的這個「白先勇的文學與文化實踐暨兩岸藝文合作」學術研討會比較特別。特別之處不僅僅在於研討會足足開了三天，還在於參加的人形形色色，既有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又有歷史學家、戲曲編導、舞美編舞、電影導演乃至企業家，完全是跨界的，當然還是跨地域的，兩岸四地都有。會議的時間地點當然也很特別，東道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陸建德打趣道，這幾天離我們這個會場大概只有兩三公里的地方，在人民大會堂開著眾所周知的重要會議，但是我覺得我們的會議同等重要。因為我們的會議是關於兩岸的藝文交流，文化和藝術，共同構成我們的潛意識，這比很多抽象的口號更重要。
內地讀者最早接觸到的白先勇作品，應屬1979年在《當代》雜誌創刊號上刊載的白先勇創作於1965年的短篇小說《永遠的尹雪艷》。從那時起，白先勇小說家的語言天賦，就成為幾代讀者的集體回憶。近年來，白先勇最為引人矚目的文化實踐則是聯合兩岸三地的藝文精英，推動青春版《牡丹亭》的問世以及在世界範圍內的巡演，活化了一項世界文化遺產，甚至通過以公益的形式進入校園，創造出了一個昆劇歷史上全新的觀眾群。今年白先勇編撰的《父親與民國》出爐，一時間引發了對「民國史的重建」這一問題的討論和關注。這次研討會正是因此分為文學寫作、昆曲復興與歷史書寫三個專題，來自兩岸三地的文學研究、歷史研究以及戲曲研究領域久負盛名的五十餘位專家學者，分別就「白先勇與台灣文學六十年」、「白先勇文學及其影視改編」、「青春版《牡丹亭》的美學及其影響」、「青春版《牡丹亭》的製作與昆曲復興」、以及「《父親與民國》與民國史的重建」、「白先勇文學中的歷史重量」等問題一一展開研討。
劫難後的寫作
白先勇在會上的發言簡短卻引人注目，他以劉禹錫的《烏衣巷》為引子，講述了從《台北人》到《父親與民國》，這兩本中間隔了近五十年的書之間的內在關聯和形成過程，乃至他創作這些書的心路歷程。
白氏自言他之所以寫作正是為了寫出那種人人心中有，而筆下無的「無言的痛楚」。「朱雀橋旁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寫《台北人》的時候，「是1965年，我人在美國，第一篇寫的是《永遠的尹雪艷》，我在大學裡面對劉禹錫『金陵懷古』的那幾首詩就已經深有感觸，突然間覺得他的這首詩給我一種引導性的主題靈感，現在回頭想，整本書裡面的故事、意境、感觸，大概那時候已經有了概括性的、主題性的想法了。這首詩是講西晉東遷的歷史，那是漢族的一次大遷徙；我很喜歡的另一本經典著作《世說新語》，那裡面也記載了很多東晉時代的人東渡以後對故都的懷念。
我經歷過1949年的大變動，那時候我大概十幾歲，開始有一種朦朦朧朧的感覺，那種天翻地覆的大遷徙、大變動，與西晉從洛陽遷都南京的歷史，讓我有了一種與歷史平行的想法，我寫《台北人》可能有寓古於今的心情，歷史的架構已經在那個地方了。我想寫出人在這樣的大時代裡的命運、遭遇，他們的家國身世之感，我大概是在二十六七歲的時候開始寫的，寫完不過三十一二歲，小說裡面的人物都是一些中年以上的人，所以我是替我的父輩寫他們的滄桑，用文學的方式，不經意的把他們寫出來，《台北人》就是這樣一篇一篇出來的。雖然故事大部分是虛構的，但是虛構的故事後面的確有歷史的事實，至少也是歷史的感受。時隔五十年我去編寫『父親的身影集』，這兩本書互相輝映，自己想想也不可思議。如果說《台北人》是用文學寫歷史滄桑，那麼《父親與民國》是用歷史寫歷史的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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