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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由民主黨胡志偉提出的對行政長官梁振英不信任動議，昨日在立法會被否決。事實上，不信任動議不但違反《基本法》精神，逾越了《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職權，而且是反對派企圖打擊行政長官威信，癱瘓特區政府施政，挑戰中央憲制權力的政治把戲。建制派議員儘管對梁振英的僭建錯失看法各有不同，但在攸關本港整體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絕大部分建制派議員都能以大局為重，抵制反對派策動的倒梁歪風，否決不信任動議，讓特區政府能夠擺脫僭建事件的困擾，集中精力推動政務，符合市民福祉。反對派下一步將提出彈劾議案及再提出引用《特權法》調查，建制派議員應繼續站穩政治立場，堅決粉碎反對派的倒梁惡浪。
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已就大宅僭建事件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全面、詳細、坦誠地交代了僭建事件的來龍去脈，並兩度就處理僭建過程中的疏忽向公眾鄭重道歉。梁振英在處理僭建上確有錯失，理應虛心接受外界的批評，但事件中他沒有故意隱瞞，更不涉誠信問題，所犯的錯失「罪不致死」。本來，隨著梁振英已經鄭重道歉，並且完成相關清拆工作後，事件應該告一段落。然而，反對派仍然糾纏不休，借題發揮，顯然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
錯失「罪不致死」 反對派志在倒梁
反對派早已揚言借僭建事件策動倒梁「三部曲」，先提出不信任動議，打擊行政長官威信，向特區政府施加壓力；繼而引用《特權法》調查，將爭議不斷擴大，將立法會變成行政長官的「公審大會」；最後啟動彈劾程序，迫令行政長官下台。在社會上，反對派將組織示威遊行施壓，加上其喉舌《蘋果日報》之流每日連篇累牘的渲染、抹黑報道，目的就是從不同方面策動倒梁的惡浪，這已經不是梁振英個人的事，而是愛國愛港陣營與反對派的一次重大較量，任何建制派人士都應對此作出針鋒相對的反擊。
胡志偉昨日提出的不信任動議，本身也是名不正言不順。從事件本質來看，梁振英之失在於處理上的不周，解釋上的不明，但根據目前的資料來看，他並沒有故意隱瞞僭建，否則就不會經常邀請不同人士來訪，對僭建物不加遮掩；也不會將僭建的地下室給予負責保安的警員使用；更不會主動就家中的加建及改建工程向屋宇署申請，這反映他確實並非存心隱瞞，自然不屬誠信問題。
如果是因為處理上的不當而動輒引用不信任動議，這顯然是於理不合，也是小題大做，在道理上說不過去。如果以同等標準量度反對派，李卓人所屬的職工盟天台加建鐵皮屋，何俊仁寓所露台僭建，陳偉業非法霸佔屋前二千呎官地作「私家花園」，黃成智其父違規將天台屋擴建，張文光、馮檢基、張國柱等家中違規圍封露台，湯家驊寓所車房頂加建玻璃屋，梁耀忠單位天台非法搭建巨型簷篷，毛孟靜將車位僭建成住宅，等等，他們中的一些人不但至今沒有跟進處理，而且更沒有向公眾道歉，根本沒有資格站在道德高地批評梁振英。反對派在事件中是雙重標準。
不信任動議不符《基本法》
更重要的是，立法會所謂的不信任動議，本身就不符合《基本法》精神。按外國議會慣例，議會如表決通過不信任動議，政府只有辭職或解散議會並進行大選這兩個選擇。但在本港立法會，《基本法》關於立法會十項職權的規定中，沒有一項賦予立法會可對政府官員和公職人員提出「不信任動議」。《基本法》作為一部授權法，沒有授予立法會提出不信任動議的權力，立法會議員提出不信任動議，甚至以此作為打擊官員的工具，明顯是與《基本法》的精神相違。正如原《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蕭蔚雲指出：「這些官員都是中央政府任命的，立法會要他下台，他如果服從立法會的要求，便是違反中央的任命，這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矛盾的！」反對派樂此不疲地提出不信任動議來狙擊官員，其核心正正是挑戰中央對問責官員的實質任命權，挑戰中央政府的憲制權力。在這一點上，建制派議員絕不能有絲毫含糊，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不信任動議。
不要令「親者痛仇者快」
毋庸諱言，不少建制派議員對於梁振英在僭建事件上的處理是有意見的，在日前的答問會上也提出了一些批評，梁振英應坦誠接受，正如他所說要「經一事長一智」。不過，目前事件已演變成反對派對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的政治鬥爭，藉此打擊特區政府的威信及認受性，並挑戰中央政府對特首及問責官員的實質任命權，在香港製造憲制危機。這不但嚴重損害行政立法關係，也令本港社會陷入政治對立及內耗之中，阻撓當局推動政務，為民做事。建制派議員昨日成功抵制了反對派提出的不信任動議，是以市民利益為重，顧全大局的表現。
本港政經問題千頭萬緒亟待處理，梁振英是有心做事的人，在上任之後亦馬上推出一連串利民紓困措施，得到社會肯定。反對派藉僭建事件製造特區政府的政治風波，只會令到政府難以集中精力推動政務。早前的長者生活津貼因為反對派的政治干預而一拖再拖已是明證，如果任由反對派繼續在僭建事件上發難，試問政府還如何施政？因此，所有以本港利益為重的建制派議員，應有大局意識，絕不能因為對梁振英有成見和意氣之爭，就不顧大局與反對派沆瀣一氣，令「親者痛仇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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