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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文：余秋雨
二十年前，在上海一輛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一個工作人員開始查票。查票很安靜，工作人員只對乘客點一下頭，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從口袋裡取出票來。工作人員立即用紅鉛筆在票上劃一下，便把臉轉向另一位乘客。整個過程，幾乎沒有一點聲響。
終於，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來。工作人員說：「逃票要罰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動起來。因為一個「逃」字，完全排除了遺忘的可能，聽起來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圍人的臉，發現大家都有點幸災樂禍。乘公共汽車太枯燥，人人都期待著發生一點與自己無關的事，解解悶。
中年乘客這一看就更惱怒了。他拿不出票，卻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僅僅要說服工作人員，還要說服周圍所有的人。他憋紅了臉，慌忙從上衣口袋裡取出一張名片塞給工作人員，說：「你看我管著多少人，還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時候無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裡的一個銀行存摺。千不該萬不該，他居然把這個存摺也塞到工作人員手裡，說：「你看看這個，我還用得著逃你的票嗎？」
當年的工作人員很有修養，既沒有看名片，也沒有看存摺，而是禮貌地把這兩件東西塞回到他手裡，說：「這與職位、金錢沒有關係。上車買票，是一種城市文化。」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當眾被教育的情景，何況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麼回應，便說：「你還給我說文化？我兒子已經是碩士……」
這一下，整個車廂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這兒怎麼冒出來了文化，只是在笑這位乘客說不過人家的時候，拉出兒子來做救兵。
二十年過去，社會變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公共汽車上出現的最後一個概念──文化，已成為人們區分榮辱的第一防線。
一位企業家的最大榮耀，不是財報上公佈的當年業績，而是無意中聽到職工的背後議論：「我們的董事長比較有文化。」
據調查，目前多數城市富裕家庭之間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
據調查，目前多數退休官員晚年生活質量的差異指標，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沒有戲劇、音樂、文學、書法方面的興趣相伴隨。
這兒所說的文化，都是個體文化，也就是每個人身上的文化。
過去，每個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裡邊才會關注，現在，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關注了。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宋代以來第一遭吧？因為明清兩代的朝廷不斷實行文化恐怖主義，文為禍源，避之唯恐不及；近代和現代，則以軍事和政治的交雜為主調，有限的那一點文化一直在蓬頭垢面地顛沛流離。其他逃難者看到幾副厚厚的眼鏡也許會投來幾分憐憫，卻怎麼也構不成嚮往。
但是，現在，當大家都在嚮往文化的時候，怎麼來處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變成了一個問題。而且，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迫切，越來越重要。
近年來，先是學生們問我這個問題，後來，不同領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來問了。其實我自己也在為這個問題苦惱、思考、觀察、比較。
終於能作一些回答了，供大家參考。
我認為，一個人身上要擁有真正的文化，必須先「祛病」，再「進補」，這就體現為兩個「不再」，兩個「必要」——
第一，不再扮演；
第二，不再黏著；
第三，必要貯存；
第四，必要風範。
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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