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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莊
如果說當年內地的改革開放是極其艱巨的歷史任務，則現在香港的政治障礙和經濟緩滯並非不能克服。關鍵在於特區的領導層是否有決心調動特區政府和公務員的積極性，樹立香港《基本法》的權威性地位，善於調研、善聽諫言，在保持原有優勢的基礎上，找到新的優勢和發展方向，敢作敢為，敢於引導輿論，敢於執法，善於執法，香港就可排除政治障礙，推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生。
4月26日，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接見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時，提出兩個參考觀點：一是香港要以發展經濟民生為要務，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改善民生；二是香港的競爭力正弱化，深層次的矛盾逐漸浮現。
中央多次提醒 港應重視發展
對香港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解決民生問題，多年來國家領導人已經不斷提醒。 對於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多年前溫家寶總理也提出過，日前港澳辦副主任周波也比較具體地說了。面對香港特區正走下坡路，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曾以發展香港的六大優勢產業應對，但近年來已經不大提了。在張德江提醒過後，現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以發展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作為回應。回應當然比不回應好，但回應得恰不恰當，能不能解決問題、扭轉困局，是否有新的舉措，仍有待觀察。
在這次國家領導人提醒之前，《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已經通過比較論證的方法，說明香港的優勢正在弱化，並預測到2015年香港的經濟規模將落後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內地城市。這是完全有可能實現的不幸的預言。
世界上有不少城市不進則退，最終難逃衰敗的厄運，其原因除了被外在競爭力超越不能勝人外，還在於政府和執政者缺乏警覺和能力，不能克服經濟向前發展的阻力，不能自勝。對香港而言，情況比世界走向衰敗中的城市更為嚴峻，因為香港不僅僅有經濟結構單一、轉型困難、中產規模縮小、社會向上流動性機會減少、稅基狹窄、貧富懸殊等不利的社會經濟因素，而且還存在尖銳的意識形態對立、佔優勢的敵意媒體，具有敵對思維、在議會有議席、受外部勢力影響的政治性組織和團體等因素的干擾。管治隊伍的智慧不足，公務員的因循守舊、建制派仍處於初期發展尚未成型等情況，也是制約性因素。如果不是祖國的支持，香港的底子也較深厚，情況可能更糟糕。
鄧小平推動改革具啟示作用
這使筆者想起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當時中國正處於文革後期經濟瀕臨破產的緊急關頭，鄧小平除了對農業、工業、教育和各行各業進行整頓之外，還花了很大的力氣處理可能影響改革開放的內部政治以及外部關係問題。例如他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避免美國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敵人」，也制定了韜光養晦的對外關係原則。在思想領域，他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解決了「兩個凡是」以及「姓社姓資」的爭論，處理了建國以來執政黨的若干歷史問題。在制度建設方面，他實現了機構的精簡、提出國家領導職務的改革、廢除了領導職務終身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從《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可以大致觀察到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的鋪墊工作，以及對方方面面工作的撥亂反正，得到深刻的啟示。
香港當前的困難非不能解決
要解決香港的經濟民生以及深層次問題，當然是不容易的，但與鄧小平解決文革後遺留下來的困局、進行改革開放的方針相比較，就規模之宏大、問題之艱難、影響之深遠而言，香港問題又顯得微不足道了。
如果說當年內地的改革開放是極其艱巨的歷史任務，則現在香港的政治障礙和經濟緩滯並非不能克服。關鍵的問題在於特區的領導層是否有決心調動特區政府和廣大公務員的積極性，樹立香港《基本法》的權威性地位，善於調研，善聽諫言，在保持原有優勢的基礎上，找到新的優勢和發展方向，敢於作為，敢於引導輿論，敢於執法，善於執法，則香港就可能排除政治障礙，推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生。
普選須遵守《基本法》及人大決定
有人認為，香港眼下的「普選坎」就很難過，「佔領中環」的關就很難過。其實，在法治社會內，根本就沒有所謂「普選坎」，只有隨隨便便普選造成的麻煩。對此香港《基本法》在20多年前已有原則性的設計，只要嚴格遵守《基本法》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普選通不通過都是常態，這也已為世界發達民主國家所證實。至於要靠「佔領中環」才能實現普選，這才是變態。如果香港要靠變態的舉動才能實現普選，香港就不再是法治社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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