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景泉（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教授）
近年來，在廣州市一些繁華和重要地區，都可以看到由官方統一公布和書寫的醒目的大標語：踐行「新時期廣東精神——厚於德，誠於信，敏於行。」且不論它能否全面、準確地概括廣東人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廣東人的精神，僅就其概念的內涵、語法關係剖解一下，就會看到它存在概念混亂、語法不通的毛病。
「厚德」是一個很好的概念，它說明「深厚道德」的涵義。但「厚」、「德」之間加上一個「於」字，把「厚德」改成「厚於德」，在語法上就不通了。「厚」是形容詞，「德」是名詞，「於」是介詞（相當於英語中的「at」、「on」、「in」、「as to」或俄語中的「Ha」、「B」、「Ha」、「3a」的「在」、「對於」、「關於」等意思）。形容詞是用來修飾名詞的，而不能用來修飾介詞，在形容詞與名詞之間插入介詞就不通了。本來「厚德」二字就其內涵和語法都很明確和通順的，而「厚於德」這一提法就莫名其妙了。
我國有一部著名經典著作《中庸》，其中有這些文字：「去讒遠色，賤貨而賁德，所以勸賢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之，所以成物也。」其意思是說：驅除小人，疏遠女色，看輕財物而重視道德，這是為了尊崇賢人。所以，極端真誠是沒有止息的，沒有止息就會保持長久，保持長久就會顯露出來，顯露出來就會悠遠，悠遠就會廣博深厚，廣博深厚就會高大光明。廣博深厚能承載萬物，高大光明就能覆蓋萬物，悠遠長久就能生成萬物。一九一四年，國學大師梁啟超在清華園一次演講中，寄語清華學子作中流砥柱。也正是這次演講，誕生了清華大學沿用至今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由此可見，「厚德」是我國從古至今的名言，把「厚德」改為「厚於德」就難免鬧出一則不倫不類的笑話！
「誠信」是我國傳統的重要的道德範疇，它包括「誠」和「信」兩方面的內涵。在「誠」和「信」之間加一個「於」字，不僅使「誠信」內涵模糊不清，而且顛倒了「誠」和「信」的邏輯關係。按照我國儒家學說：誠字是最重的、最根本的道德範疇，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五常」）都是根源於「誠」，可是「誠於信」這一提法，實際上是說誠產於信，這就完全顛倒了「誠」與「信」的邏輯關係。《中庸》中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免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就是說：真誠上天的原則，追求真誠是做人的原則。天生真誠的人，不用勉強就能做到，不用勉強就能做到，不用思考就能擁有，自然而然地符合上天的原則，這樣的人是聖人。宋朝著名哲學家周敦頤明確地揭示了「誠」與「信」的邏輯關係，指出「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之始』，誠之源也。」「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其意思是說，誠是聖人之本，天地萬物之源，「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五常」）之本，一切有關倫理行為之源。「誠於信」的提法，卻完全顛倒了儒家學說關於「誠」與「信」之間關係的論述，使本來清晰的邏輯關係變得莫名其妙，模糊不清了。
在現實生活中，也證明儒家學說中關於「誠」與「信」的邏輯關係是正確的：只有「真誠」、「誠實」之心，才可能產生「守信」、「信譽」的觀念；反之，不滿「真誠」、「誠實」之人，必然背信棄義。我們從無私貢獻的科學家、捨己救人的英雄的言行中，從貪官、奸商的損人利己的醜行中，都可以證明上述的倫理道德的關係。
「敏於行」出自於《論語》〈里仁篇〉，其意思是，對於行動、實踐，要敏銳、勤勉。這種提法當然很貼切，但這與「厚於德」、「誠於信」的提法根本不同。也許某些作者仿照「敏於行」而把「厚德」改成「厚於德」，把「誠信」改成「誠於信」，可是這一字之改，卻離題萬里了。
我們希望擁有重大權力的人，多讀些經典著作，少望文生義；多做實事，少提口號；多提倡誠實之正風，少颳嘩眾取寵之邪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