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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龍雲回到家鄉昭通，在簸箕灣龍氏家祠旁的汶埂大柳樹下會見當地鄉紳和群眾。
從1928年1月-1945年10月，主政雲南17年的龍雲被稱作「雲南王」，社會各界對他為雲南社會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評價極高。由民革雲南省委和香港文匯報共同主辦的「龍雲與現代中國研討會」舉辦前期，雲南50餘位專家學者紛紛撰文，對龍雲與雲南的關係及其貢獻展開研討，其中講述了諸多為人們所熟悉或不熟悉的歷史故事。香港文匯報記者整理了其中部分，以饗讀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圖 昭通市昭陽區文聯
治理雲南之典範
團結報社副社長翟小純文中講述：從大山裡走出來的龍雲，是彝族部落酋長之後。自幼喜武，騎馬射箭，急公好義，打抱不平，他除暴安良的事蹟在家鄉被廣為稱頌。治理雲南17年，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對外等多方面實行了一系列的建設和改革，使雲南各方面的建設生機盎然，欣欣向榮。「七七事變」後，在雲南組織人力物力，支援全國抗戰。組織滇軍20多萬奔赴抗日前線；開闢滇緬公路，打通抗日的國際援華通道。保護和支持民主運動，使雲南昆明有了「民主堡壘」之稱。解放後，他為國家建設建言獻策，貢獻頗多。
翟小純評價龍雲：「彝族行伍之奇才、治理雲南之典範、抵禦外侮之表率、民主人士之賢達」。
建設「新雲南」 見證新變化
雲南省飛虎隊研究會會長、原雲南日報總編輯孫官生用三個17年概括龍雲一生的事業，而其中龍雲主政雲南的17年提出的建設理想中的「新雲南」， 作為歷史上靚麗的一筆而永載史冊，至今仍給我們許多寶貴的啟示。
孫官生指，龍雲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四個方面建設「新雲南」，給當時的雲南帶來了諸多的新變化：其一，經濟上實現了富省強滇，糧食實現自給有餘，財政富足有餘。以1936年為例，國家和地方兩項稅收總額為2800萬元，支出2300萬元（其中軍費1400萬元），結餘500萬元。昆明發展為雲南和東南亞的中心城市，滇越鐵路、茶馬古道沿線興起大錫、外貿、茶葉、鹽巴等一批支柱產業，個舊、蒙自、開遠、建水、石屏等滇南城市群迅速崛起，湧現了無數巨賈富商和中小業主，產業工人達到五六十萬。
其二，民主文明的社會風氣開始形成。在滇南小縣石屏，有兩件事引起轟動：一件是女學生王芳卿考錄文官，奪得全省第一名，出任鹽場知事（等於縣長）。 另一件是女學生宋芳打贏官司退婚。宋芳父親是清末舉人，幼受家訓，五歲纏足，即由父母之命許婚陳氏。此時18或19歲的宋芳參加了石屏婦女解放協會，爭取婚姻自由，要求解除婚約，遭到男方反對，她毅然跑到縣衙狀告男方打贏了官司，允許退婚。
再者，龍雲親民、包容、幹練，帶頭形成了當時「官風」的主流。這裡有一個小故事，抗戰期間，昆明的市民每逢「七·七」紀念日，都舉行義賣捐獻活動，龍雲親自寫了一幅「滇軍出征詞」：「三迤健兒，恭敬梓桑。國步方艱，我武維揚。聲威虎嘯，志氣龍驤……」並製成條幅，由報童沿街叫賣，市民爭相購買，原件被一富商以3萬元購得。龍雲親民幹練的作風帶出了一批政府官員，對於關係民眾民生之事，都是「馬上就辦」。在昆明遭日軍大轟炸期間，昆明縣長、各區區長、學校工廠機關的一把手，以及全省各縣的縣長，都親自值班，帶領人員第一時間趕到轟炸現場，了解情況，救護傷患，埋葬死者，實施救濟。末了，親自起草電報並署名，直接向龍雲匯報。
龍雲把畢生的精力、聰明才智、遠見卓識都獻給了他創建的「新雲南」。「新雲南」是自雲南建省以來的黃金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一派新氣象。
「新教育」成就雲南大學
龍雲執政時期推行的「新雲南」建設中，非常重視教育的發展，現在的雲南大學，也是在其執政時期由私立成為省立再成為國立，為現在雲南大學的成就奠定下堅實的基礎。
殷永林是雲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他在《龍雲與雲南大學》文中介紹，唐繼堯去世後，龍雲接任東陸大學董事會董事長，隨後雲南省政府又將東陸大學由私立改組為公立，進而改名省立雲南大學，使得雲大步入正常發展軌道，並取得一定發展。龍雲大力支持、積極促成雲大由省立改為國立，使雲大有了更好的發展空間和平台。龍雲禮聘熊慶來任雲大校長，信守與熊慶來約定的不干涉校務等承諾，大力支持熊慶來辦好雲大，使雲大輝煌發展，成為名校。
龍雲擔任雲南省政府主席期間，尤其是在熊慶來任雲大校長後，雲南省政府加大了對雲大的投資力度，並親自為雲大捐資，或支持家人為雲大捐資，雲南大學內的「映秋院」就是當時龍雲夫人顧映秋捐款修建的。此外，1944年龍雲捐贈雲大附中25萬元，以購置書桌床鋪等學生用具；1945年，龍雲捐國幣50萬元，供雲大文法學院教師出版著作；還在雲南大學設立過龍氏獎學金。使得雲大有了更多的發展所需資金和物資，有助於雲大發展。
龍雲信守「約法三章」
龍雲主政時期，雲南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富滇銀行的貢獻不得不提。華東師大博士後史允和中共雲南省委黨史研究室張暉兩人在《龍雲與富滇銀行》一文中指出，20世紀30年代，雲南金融操縱於法國銀行之手，在反復進行幣制改革都相繼失敗之後，雲南的金融體系瀕臨崩潰。龍雲請繆雲台出任富滇新銀行行長後，與銀行簽訂「約法三章」，這一舉措，使雲南衣衫襤褸的經濟和金融，踏上了一片新大陸，確立了現代金融體系，為雲南此後抗戰中更加艱難的局勢打下了經濟的基石。
龍雲的「約法三章」包括：第一，富滇新銀行不代理省金庫；第二，省政府不向富滇新銀行舉債；第三，龍雲、盧漢不在富滇新銀行開戶頭。
從「滇票」看龍雲的經濟建設
昆明市社會科學院科研處副研究員尹峻，從一張「滇票」的變遷，帶我們認識了龍雲在經濟建設方面的作為，這也還得從富滇銀行說起。1932年，雲南省政府籌獲半開銀元1600萬元的準備金後，成立新的富滇銀行。新的富滇銀行總行設在昆明威遠街，在上海、個舊、下關、昭通、曲靖、開化、麗江、騰沖等處設有分行，在香港、河口、東川、順寧、保山等處設立了辦事處。新的富滇銀行發行了新的滇幣（新滇票），並以一比二的比率將舊滇幣折為新滇幣，陸續收回和銷毀了舊滇幣，逐步穩定了地方主要流通貨幣。隨着地方主要流通貨幣的穩定，實物商品也逐步擺脫了大幅度的通貨膨脹，市場波動恢復正常。
帶雲南經濟入「黄金時期」
事實上，龍雲對雲南經濟發展的貢獻不僅只有成立富滇新銀行一件事，民革雲南省委理論研究與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趙惠昆《龍雲主政時期的雲南經濟發展》文中指出，通過整理財政，開徵特捐，管理外匯，丈量土地，增加田賦，增加了本省財力。利用新富滇銀行發行滇幣擠走越幣，發展地方中小企業，積蓄抗戰實力。抗日戰爭期間，輔助國民政府安置大批內地西遷企業，為雲南工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雲南省政府對本省農業進行大規模開發，積極發展以糧食作物生產為主的農業，帶動副食品以及棉花、茶葉、烤煙生產，有力地支持抗戰，改善了民生，也直接影響了建國以後雲南經濟的發展。
1942年6月，雲南省政府公佈建設資金數字是新滇幣22500多萬元。之後形成以興文銀行為中心的六個銀行，財政收入存入該行。政策導向是「以財政扶持金融，以金融促進生產，以生產充裕財政」，使財政、金融、生產三者成為不可分割之一環的「新政策」，興辦官營企業，在工業礦業和農墾水利方面大量投資。
特別是1935年維護關稅、金融主權取得的成效，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十分難得。1934年任命繆雲台為富滇新銀行行長，主持雲南財政經濟工作。1935年繆提議後由政府發佈命令禁止法國匯理銀行在雲南發行越幣，借富滇銀行發行新鈔票擠走越幣。之後，採取「跟單外匯」辦法，在蒙自、騰沖、思茅設關口，設立「入口貨特檢處」，實行外匯管理。此外，龍雲在省政府建設廳之外設雲南省經濟委員會，對中小企業放款，起到融通資金作用，促成資本金融業和工業共同發展。當時經委會建立了大量子公司，所屬企業38個。一系列舉措讓雲南經濟發展呈現出比較繁榮的「黃金時期」景象。
打通國際通道—滇緬公路
中國抗戰史上著名的國際通道——滇緬公路的修建，也與龍雲密不可分。團結報社副社長翟小純文中講述了這段歷史故事。
1937年，龍雲主動向蔣介石請命修築滇緬公路，打通抗日的國際交通線。此條公路地勢險峻，須跨越瀾滄江和怒江。在資金、人力、技術、設備條件幾乎都不具備的情況下，龍雲堅決地下達了築路飭令。在國難當頭時刻，雲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長途跋涉趕往築路工地，修築了974公里的滇緬公路。1938年5月17日至19日，英國《泰晤士報》連續3天發表文章和照片，報道滇緬公路的修築情況，讚美「只有中國人才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做得到」。這條公路是當時中國唯一的一條國際通道，當時的國際援助物資均從此公路運至昆明，在軍事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龍雲回顧寫道：「為打通國際通道，省政府急速着手興建滇緬公路。首先勘察路線，一面動員民力分段施工，每天出勤的不下數十萬人，輪班晝夜趕修。經過年餘終於完成。這條公路是當時唯一的國際交通路線，後來美國援助的軍用物資均從此道運昆，在軍事上起了很大作用。這是雲南勞動人民的血汗所築成的，也就是雲南人民對抗日的貢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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