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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右）跟李德倫在北京家的合照，攝於2000年夏。
寫史需要氣魄，那不只是擁有扎實的史實認知與資料準備便有勇氣完成之事，更需要站在時間長河前冷靜觀察的宏觀眼光，與極為堅韌的耐心。歷史由歲月凝結，而回望其實永遠比展望更難。官方資料、民間尋訪、個人與集體的錯綜關聯、紛繁複雜，尋訪與記述背後，也凝聚了作者的心魂。香港音樂史學者周光蓁的《鳳凰詠》作為一本史論著作，不但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更是一份難能可貴的情感見證——它讓更多身在內地的國人知道，一位港人研究者曾懷抱那樣深重審慎的對中央樂團的敬意，記述下這神州大地兒女都少有認知的內地音樂文化史。 ■文：賈選凝
幾年前，香港版本的《中央樂團史》首發式在中央樂團於北京的老排練廳舉行，酷寒之下，幾十位樂團老領導及成員翻開該書展卷細讀的心卻熾熱。他們的集體回憶與生命歲月被周光蓁細緻地梳理成傳、融匯為史。正如李歐梵教授所言：「為一個著名音樂團體寫傳記的先例，不是沒有。然而放在現代中國的領域中來看，此書可能還是第一本。」——且這「前無古人」的作者更是隔著一層文化語境的香港學者。
中央樂團冒起
1986年，中央樂團首赴香港演出貝多芬和斯特拉文斯基名曲，非凡的氣勢令周光蓁萌生了對這個內地交響樂團的好奇。而當他決心深入其中探究訪查時，中央樂團已更名演變為中國交響樂團。無人去求證與記述的歷史會愈漸稀薄，直到被人們徹底淡忘。但所幸有周光蓁的堅執，近十年訪查團史、收集圖文資料、還原出一個充滿「中國特色」的樂團在長達四十年中怎樣深刻推動了交響樂在內地的發展。
樂團的前半生——從交響樂還是「年輕」事業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團長李凌苦心爭取到德國專家為樂師進行正統古典音樂訓練，到「反右」時期，樂團對外要拿出國家需要的演出，對內要下鄉進行基層、產量「大躍進」；更在白色恐怖的文革時期出產了包括名作《黃河鋼琴協奏曲》在內的重要音樂作品。再至七十年代中美關係逆轉，樂團為基辛格演奏貝多芬及接待倫敦、維也納、費城三大樂團；直到文革後期，覺醒的中央樂團，從樣板團逐漸恢復為一個建設與發展中的交響樂團的本來身份，恢復公開演出西洋作品。二十年的苦難與悲情，恰恰展現出樂團歷史與國運政局的深重牽絆。政治掛帥的年代，文藝雖為意識形態服務，但從周光蓁的細密文字中，人們仍能感受到樂團成員在那特定歲月中與政治壓力的複雜博弈，特別是「中國交響樂之父」、著名指揮家李德倫的機智抗爭。作者既寫「史」，亦寫出了「人」，全書不下百餘位當事人的口述，令一部集體團史被細化為許多具體的個人回憶，並未疏於關照組成大時代的個人。
文革後的蛻變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文革結束撥亂反正，樂團開始進入發展期，接待外國交響樂團卡拉揚歷史性地訪華。周光蓁通過大量樂團老團員的敘述與中外報刊文獻的引用為讀者呈現出樂團怎樣解決文革遺留的問題、摸索改革方式，其中不乏許多客觀的、平素不為人知的細節佐證。就像上海音樂學院老院長賀綠汀在「音協」的會議記錄檔案中指出樂團「用經濟規律代替藝術規律」的流弊，其超越時代的預見性當年未受足夠關注，但與日後樂團改制結束老字號卻有重要關聯。樂團同時面臨離團潮、輕音樂矛盾的尖銳化。自八十年代末開始，樂團改革之爭愈加白熱化，各種方案不斷難產，直到最終以改革之名徹底結束四十年的動盪，全新組建為「國交」。這塊見證了中國近半個世紀變動的金字招牌，終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全新衝擊下，落下帷幕。
當然，結束也是起點，但當我們讀到全書結尾樂團第二代小提琴演奏員鄧川回憶1996年演完最後一個音符的情景：「一些老樂師眼含淚花，顯出很迷茫，不知所措的樣子」時，不免仍會有沉重的無力感。她回憶中的最後一句是「中央樂團完了」，而周光蓁這本洋洋灑灑的中央樂團傳記也至此畫上休止符。掩卷之時，除了為樂團在時代洪流中不可逆轉的命運感到悵然，也會因作者對浩瀚資料的細緻把握和以一顆愛樂之心所完成的深情書寫而由衷震撼。
紀錄四十年歷史……
香港版《中央樂團史》儘管未在大陸公開發售，但在內地的豆瓣網上仍會讀到一些內地讀者的評論。其中有位讀者稱該書為「奇書」——「奇」在寫了太多人們以前不了解、不知曉、也從無人去寫的內容。那篇評論中有句話寫得相當現實：「這樣一本書在大陸可能沒人寫、沒人出、沒人買。」而這卻正是簡體版《鳳凰詠》出版的意義。正如周光蓁在再版序言中所說，內地讀者特別是老一輩，通過廣播、音樂廳、農村等各種途徑接觸到中央樂團的機會，都遠遠更貼近於香港或海外讀者。中央樂團史實際上也是一部自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一路演進的中國社會進程史，它的從無到有再到消亡，本就是內地老百姓的集體回憶。因而這部著作最廣大的受眾群體也理應是內地讀者。或許翻開該書的我們在感動之餘更該感恩：一位具有氣魄的香港學者澆灌十年心血，為內地的交響樂團著書立說、尋訪查證、反覆修正、以字存照。他為這本書所付出的歲月，本身也成為了中央樂團傳奇中的一部分。
鳳凰集香木自焚而涅槃，其中悲壯令人扼腕。但所幸有周光蓁的這本著作，能令後人在以史為鑒、追尋「火鳳凰」舊日蹤影時能夠得到一份客觀、精彩、且盡可能全面的珍貴文獻。《鳳凰詠》與香港版的一些區別除了更聚焦於「中央樂團四十年」而刪掉了1996年改革之後的內容，也匯聚了港版出版後的各種參考意見並予以梳理完善，故而可讀性很高。且內地讀者同樣可以欣賞到港版隨書附贈的八十分鐘珍貴錄音光盤，那些雄渾強音響徹耳際時，我們或許才能被拉回歷史之昔，在壯麗的演奏中靜靜遙想當年中央樂團走過的漫漫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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