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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星港「雙城記」並非新鮮事物，最近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宣示治國新方略，顯示正走上經濟民生高速公路。有人認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是透過選舉機制而得出的權力結構，確保了執政黨的政策得以推行和落實。但香港靠特權和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和立法會，則根本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這是把「普選萬能論」套在「雙城記」的最新狀況上，但殊不知卻愈加暴露出「普選萬能論」的荒謬。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在普選模式上並不存在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標準。新加坡之所以成功，是選擇了適合新加坡國情的普選方式。香港特首普選，也必須按照香港的實際情況，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來設計普選方案。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國慶日宣佈未來多項發展計劃，包括擴建樟宜機場，預計10年後，容量將增加一倍；搬遷靠近鬧市的空軍基地、搬遷貨櫃碼頭，騰出更多市中心用地，興建房屋、工業及商業區；重整房屋政策，助中低收入家庭置業，承諾有工做的新加坡人，均可買到政府房屋；改革公共醫療制度，提升為終身保障。香港輿論驚呼，新加坡的發展藍圖若一一實現，香港的競爭力勢被削弱，隨時淪為亞洲二流城市。輿論又擔憂，回歸後的香港，不同政治派系之間，議會與政府之間，政爭不斷。泛政治化之下，長遠發展計劃因無休止及無謂的爭拗，被迫拖延、被迫擱置，情況若沒有改變，香港人只能自求多福。
普選並不存在一個標準模式
亦有人認為，回歸之後，香港和新加坡的此消彼長，政治體制是關鍵。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變相一黨專政，不過，這是透過選舉機制而得出的權力結構，確保了執政黨的政策得以推行和落實。但是香港靠特權和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和立法會，則根本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這是把「普選萬能論」套在「雙城記」的最新狀況上，把香港所有問題都歸咎為香港沒有所謂「真普選」，似乎香港一旦有了「真普選」，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但是，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在民主發展上，在普選模式上，在具體選舉安排上，並不存在一個標準模式。各國的發展道路及其具體做法，是其國家各種社會歷史條件、各種社會利益競逐綜合作用的結果。正如1994年的聯合國《人權與選舉：選舉的法律、技術和人權手冊》所指出：「聯合國有關選舉的人權標準性質甚為廣泛，因此可透過多種政治制度而達致。聯合國在選舉方面提供協助，並非旨在將任何一種已有的政治模式強加於任何地方。相反，這是基於我們認同沒有一套政治制度或選舉辦法適合所有人和所有國家……就個別的司法管轄區而言，它們本身最佳的制度，最終都要在符合國際標準的框架內，因應人民的特別需要、訴求及歷史現實而制定出來。」
香港能推行新加坡的普選模式嗎？
新加坡一直被視為威權主義政治成功的典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意識形態的主基調就是強調秩序，推崇國家利益，力倡在個人與國家利益面前，堅持國家為先，要求個體保持克制。人民行動黨強調精英治國，反對民眾過度政治參與，力求社會穩定，對一切集會(包括遊行、示威、靜坐)進行嚴格限制。新加坡雖然有一人一票的普選，但這種普選被認為是政府操控的普選。由於人民行動黨政府壟斷媒體，因此執政黨的一切競爭對手嚴重缺乏發聲的渠道，在宣傳上遠不能像人民行動黨那樣，擁有報紙、廣播、電視、網站等龐大的傳媒支持。
有人認為，新加坡的成功，是透過一人一票普選得出的權力結構，確保了執政黨的政策得以推行和落實。現在香港所有的問題都是《基本法》所造成的，是小圈子選舉造成的，推行了一人一票普選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是，特區政府可以嚴禁一切戶外示威遊行集會嗎？能夠通過操控媒體來控制投票嗎？總而言之，香港能夠推行新加坡的普選模式嗎？
新加坡推行普選結合本國國情
新加坡成功的主要因素在於推行代議制、普選制民主政治時，能結合本國國情而不生搬硬套，代議制和普選制是人民行動黨一種最佳統治形式，同時還起著社會安全閥和政治穩定器的作用。這充分說明，各國民主發展有自己的道路，於二戰後大力輸出普選的美國，它本身也不是通過普選建國的，它是於獨立之後近二百年才逐步把選舉權全部開放。美國建國初期曾出現重大矛盾，是通過內戰來解決的。號稱民主之母的英國，大倫敦議會的議席要到2000年才全部普選產生。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西方普選制的民主實驗往往以失敗告終。20世紀90年代之後，在西方「民主化」思潮的影響下，許多非洲和拉美國家紛紛效仿西方的普選模式。但不顧國情的照搬不但沒有給這些國家帶來穩定與繁榮，反而激發了更多的混亂與衝突。盧旺達的民族仇殺，安哥拉的內戰，剛果(金)的衝突，利比亞的政變，索馬里的崩潰，蘇丹的爆炸……動盪與戰亂成為非洲人民揮之不去的夢魘。在拉丁美洲，尤其具有悲劇意義的是阿根廷，由於盲目照搬外國普選模式和自由主義經濟模式，這個遼闊而富饒的國家變成了今天拉美地區的一個貧困國家，一屆又一屆的政府剛上台就被迫下台，多年的經濟成就毀於一旦。此情此景出現了「拉美化陷阱」這樣一個概念，形象地表達了拉美國家照搬別人體制的後果。
埃及悲劇和新加坡成功的啟示
最新的例子，是埃及今日的悲劇。僅僅在14個月前，埃及才第一次普選出穆爾西為總統。但是，從普選到軍隊用武力奪取政權、逮捕民選總統，再到今天的流血悲劇，在短短兩年多時間裡的急劇變化，使得「普選萬能論」顯得荒謬不堪。事實一再表明，西方的普選制度，並不能隨意安裝到不同的社會環境之中。不論在基本政治制度還是在基本經濟制度方面，照抄外國都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埃及的悲劇和新加坡的成功，說明普選制度只有在社會各群體之間的根本利益衝突基本得到解決、社會有了基本共識之後才能在現實中運轉。在一個因現實利益、政治理念或宗教派別而高度撕裂的社會，普選就是紙糊框架和沙上築塔。香港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既保持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香港特首普選，也必須按照香港的實際情況，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來設計普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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