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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鴻 伍麗微 攝
任何藝術形式，都需要空間展示。紀錄片作為電影的其中一個種類，卻很難以正常的方式（院線放映）與觀眾見面，僅能依賴政府場地與藝術中心的電影院放映，這樣，一方面難以培養觀眾，另一方面對導演而言，作品不能在主流戲院上映，難以回本，也打擊他們的創作慾望。采風電影節目統籌林偉鴻表示，近幾年放映場地愈來愈難找，主流戲院幾乎都不放紀錄片，背後的原因當然離不開錢。
發行商卻步
「早年，戲院覺得片子不錯的話，會讓你放十幾場，然後票房五五分帳，只要努力做宣傳，最後有機會賺幾萬元；近幾年，放映方式改變了，他們要你包場，譬如，戲院會給你一個折扣價，你要出錢買起所有座位，這樣很難做。」片主即使對影片很有信心，可以場場滿座，但扣除給戲院的帳目後，賺得非常少。相比其他沒有機會放映的電影，《三生三世聶華苓》已經有機會在院線上放，入座率也相當高，但最後還是要陳安琪自己掏荷包付宣傳費。
「發行商覺得香港觀眾沒有看紀錄片的習慣，我們覺得你不推廣怎麼會有觀眾。」這是雞和蛋誰先出現的問題，站在發行商的立場，當然是做主流的劇情片會比較容易賺錢。
「表面上台灣好很多，每年有十多部紀錄片可以在商業院線放映，全台大概有五至八間戲院播放，雖然不多，但起碼有機會放。」因而有去年《不老騎士》超過三千萬台幣的票房奇蹟、今年《一首搖滾上月球》的叫好叫座。「一般來說，在台灣院線上放映的紀錄片大概可以有300萬台幣票房，扣除製作、宣傳費後，導演也賺不了甚麼，只是下部戲找資金會比較容易。」但香港沒有這樣的機會。
場地設施不夠
上不了院線，退而求其次，只能利用政府場地和Art Centre放映，只是，政府場地設備不完善，Art Centre的戲院也不能用作長期放映。「政府的場地不是正規的放映院，是多用途場地，裡面有很好的音響、屏幕，但沒有播放器材。」林偉鴻無奈地說，中港台影片的播放格式都不一樣，因而需要的播放器也不一樣，台灣有些片子用了很新的格式，那個播放器要幾十萬，每次排片播放時都很頭痛。Art Centre因為是正規放映院，設備齊全，所有格式的片子都能放，「比較好一點。」
新的拍片方式
場地以外，缺乏資金也是一個挑戰。紀錄片拍攝時間少則兩三星期，長的動輒幾年，張經緯的《音樂人生》花了六年時間追蹤拍攝，黃嘉俊的《一首搖滾上月球》也用了六年時間，導演如果不接其他工作，如何生存？
在香港，紀錄片始終較為小眾，相對來說也較難找資金。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是其中一個方法，但資助金額不多，而理應支持本地電影發展的香港電影發展局則「不支持」紀錄片拍攝。張經緯便說，劇情片可以申請電影發展基金資助三分之一的拍攝費用，但紀錄片並不包括在資助範圍內。
紀錄片不算電影嗎？香港電影發展局主席馬逢國說：「一開始發展局的定位是商業片，商業電影的理解是可以在戲院放映的電影，做了一個階段後會否擴大範圍，這要看政府的政策，發展局也只是跟着政府的政策去做。從培養人才的角度來說，我們並不排斥紀錄片，但現在還沒有定案。」
除了政府資助這一渠道外，林偉鴻也提出另一種可能──借鑑台灣經驗。台灣紀錄片導演楊力州的得獎作品很多都是受私人機構或NGO（非政府組織）委託而拍的，像《被遺忘的時光》便是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資助拍攝的，最新作品《拔一條河》 由統一超商委託拍攝；而剛奪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項的《看見台灣》，是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資助齊柏林拍攝而成的。
另一方面，台灣很多企業也會用包場的方式招待員工看電影，當作捐款支持。去年《不老騎士》全台上映，很多企業便利用這種方式支持電影背後的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香港的NGO沒有這樣的傳統，他們沒有這樣的觀念去資助導演拍一部片。」大部分只願意出錢拍宣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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