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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雷斯庫和她設計的醜陋皇宮。
今年年中，台灣「文化部」宣佈以「五年五億紀錄片行動計劃 」推動台灣紀錄片的拍攝工作，政策對紀錄片工作者來說，又驚又喜，喜於「文化部」額外向「行政院」申請經費，重視紀錄片發展，另一方面，也擔心撥款利用不當，「有心人」透過漏洞極欲分一杯羹。
台灣政府高調支持紀錄片工作者，旁觀者看着自然又羨又妒，但身在其中的人卻認為，台灣紀錄片最大的問題不是來自於資金或社會支持，而是紀錄片在過度消費的電影市場中，慢慢失去本質，變得愈來愈商業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社會支持多 放映渠道廣
「五年五億紀錄片行動計劃 」明年正式啟動，「文化部」早前出來解畫，解釋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以兩千萬台幣為紀錄片工作者成立「紀錄片補助金」，補助項目不再限於製作，而包括行銷、放映等部分；此外，「文化部」也打算將兩年一度的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改為一年一次。
第一年的執行預算為六千五百萬台幣。
政府高調撥款
紀錄片工作者暫時可以鬆一口氣，當初「文化部」宣佈計劃時，業界不少人士質疑經費如何利用。資深紀錄片導演李中旺接受記者訪問時便說：「五年五億算不錯，希望是用來改善紀錄片的大環境，而不是用來補貼製作，譬如成立專放紀錄片的放映室、國際雙年展從兩年一次改為一年一次等。」純粹補貼製作費用的話，商業電影公司可能為了分資源而拍紀錄片，「這會是一個災難。」
是次計劃的金額與幅度都非常大，這與龍應台在香港居留期間，受邀擔任第一、二屆華語紀錄片節評審、進而關注紀錄片發展不無關係。而她也強調，會要求所屬單位絕對不干涉紀錄片工作者的拍攝想法，保持紀錄片的獨立精神。
各類型補助多
相對香港、內地，台灣紀錄片的拍攝環境、放映渠道、政策支援算比較完善。台灣「文化藝術基金會（國藝會）」一直補助各種藝術類型，在影像藝術方面，專門補助紀錄片拍攝、動畫創作、實驗短片，分常態性和專案兩種補助。常態性補助從十萬到六七十萬台幣不等，而專案補助的金額更高， 一部影片大概補貼一百二十萬至一百五十萬台幣左右。 資深導演一般競爭專案補助，一年大概有四至五位導演獲資助。
除了「國藝會」，公共電視的《紀錄觀點》節目也不時邀請導演拍片，李中旺的《天亮了》、沈可尚的《築巢人》都有公共電視補貼其中一部分製作費用，完成後在《紀錄觀點》播放。從1999年開播的《紀錄觀點》對紀錄片導演來說，是一個不錯的紀錄片作品放映平台，但當中存在限制，「沒那麼多人看公共電視，它的收視率都不太好。」政大傳播學院副教授郭力昕說。
李中旺便表示，電視台的製作經費不高，拍攝的時間也不能太長，重要的是使用的器材規格都偏低。「一部紀錄片的經費一般要一百多萬（台幣），但電視台的製作經費只有十多二十萬。」始終，電視與電影製作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沈可尚與公共電視合作十多年，今年憑《築巢人》（《紀錄觀點》節目）獲台灣金鐘獎非戲劇類節目導播獎，卻爆出公視內部自我審查，要求修改片子部分內容。同時，沈可尚也說，與電視台合作，作品會牽涉到版權問題，在公共電視播完後再拿去院線放映，電視台會不高興，如果片子拿去參加影展，發行商對版權有興趣的話，「電視台會卻步，覺得自己有一半的版權，這有點麻煩。」
CNEX大力支持
而由三個台灣人在2007年成立的CNEX基金會也不遺餘力地推廣紀錄片工作，他們在兩岸三地設置工作室，每年投資、發行、推廣紀錄片。從2010年起，CNEX每年都舉辦「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邀請國際媒體、買家到台北，協助華人紀錄片拍攝者與國際性的電視台或基金會面對面交流，商討投資、合製及發行的可能性，本地作品有被看見的機會。
台灣也因為有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台北電影節、高雄電影節、金馬獎這些歷史稍微悠久的影展，不缺播放管道。
有平台，有資金，因而郭力昕直言：「錢不是最大的問題，台灣在兩岸三地是最幸運的，言論有自由，沒有審查，香港和內地都沒有官方或半官方組織支持，而台灣有機構去提攜、有相關補助，這樣的地方不存在拍紀錄片活不下去的問題。」但他對台灣紀錄片目前的狀態並不滿意。不只是郭力昕，沈可尚、李中旺，甚至吳乙峰等導演都不滿意，覺得台灣人都用所謂的「人文精神」、「小清新」來打動觀眾，紀錄片缺少內涵。
販賣感動 缺少自我期許
「紀錄片愈來愈像產業，我不反對紀錄片有商業效果、有更多人看、在院線上映，我樂見其成紀錄片有盈餘利潤。但我不希望看見紀錄片為了存活而變得像一個商品，這會失去它原來的初衷。拍紀錄片的目的是更好地反映現實，而不是利用現實一些較為可口的題材來跟劇情片搶觀眾搶票房，這會因小失大。」郭力昕說，紀錄片應該更深入地看世界的現實，有彌補過度娛樂化的功能，如果紀錄片又變成一個娛樂品，大家看得輕輕鬆鬆、報喜不報憂的話，紀錄片就失去它的定位與功能。
販賣熱血情懷
台灣紀錄片目前最大的問題是販賣感動、販賣「小清新」，像吳乙峰導演所說，逃避碰觸「聳動性」的話題，線院上放映的幾乎都是溫暖、熱血、賺人熱淚的片子。沈可尚以他前幾年拍的《野球孩子》為例子，這也是公共電視有份資助拍攝的片子，「 他們找我，希望我拍一部很熱血的棒球紀錄片，那時剛好台灣棒球發展一百年，我拍了很多熱血的鏡頭，但我就是沒辦法那樣說故事。」最後他剪了一個非常安靜的版本，在歐洲參展後，版權立刻賣掉，但台灣的收視、票房都非常差。
自從2004年吳乙峰導演的《生命》在院線上取得破千萬的票房成績後，進入院線的紀錄片愈來愈多，但套李中旺的話說，故事、題材都很單一，都是歡笑、感人、溫暖的片子，「大家都一窩蜂地搶着拍。」《奇跡的夏天》、《星光傳奇》、《青春啦啦隊》、《態度》、《不老騎士》等都是同一個基調──熱血感人，郭力昕忍不住問，「這些故事本身就很感人，裡面的挫折、努力、勇氣都值得談，但後面一些很無奈的事為甚麼都不碰觸？」
「紀錄片如果只有這樣的企圖是不夠的，」郭力昕感嘆不已，「紀錄片不是沒有錢被逼到絕路而變得商業化，可能這也是台灣的一個特質，很多東西拍着拍着就變得很溫暖，台灣這種小清新文化特別強嘛，不只是紀錄片，劇情片、音樂、電視劇、通俗文學都充斥着這種現象。」
錯誤的引導
年輕一輩的導演受這種模式的片子影響，會產生「拍紀錄片就是這樣」的想法，專拍合乎大眾口味的題材，輕鬆又沒有負擔，「這不就是拿真實的題材去生利潤嘛！」
李中旺也強調拍紀錄片不應該想着怎麼取悅觀眾，「拍紀錄片本來就很邊緣，如果目的性太強的話，拍出來的片子會有所妥協、會扭曲，希望觀眾看了會大笑大哭，這種想法是不對的。」而成長過程中受李中旺、蔡崇隆這批紀錄片導演滋養的沈可尚也很憂慮：「我還蠻替台灣下一代的紀錄片工作者擔心，我是看着崇隆導演、中旺導演他們的片子長大，會想比他們做得更好，會有這樣的企圖。對我來說，紀錄片無論如何都是一種高貴的片型，要有一種社會的高度、有一種關懷人的高度，這是紀錄片最基本的狀態。」
處於過渡期
總括而言，台灣紀錄片的生態很不健康，但沈可尚也不悲觀，覺得這是紀錄片發展的一個過渡期，久而久之大家會膩，慢慢會「從單一走向多元。」他堅持自我，拍的片雖然未必在台灣有好成績，卻深受歐洲電視台青睞，目前手上的紀錄片有來自法國電視台和丹麥後製公司的資助。
隔離飯香，台灣紀錄片的狀態看似有很好的發展，但裡面有更多深層次的問題有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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