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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的高增長還得益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市場之間明確的角色劃分與良性互動。圖為佛山亞洲藝術公園俯瞰照片。網上圖片
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出台，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將來的改革重點，改革的可行性及執行力也為各界關注。在最新出爐的研究報告《從佛山看中國改革》中，提供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市場逐漸明確的角色劃分與良性互動的範本，其經驗可在中國大部分城市複製生效。本報記者昨日採訪了該研究報告第一作者--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他進一步釋義了佛山政府與市場互為促進、為中國的下一步改革提供城市層面的經驗及教訓。■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道
過去35年，既不是特區，不是省會城市，也不是國家戰略產業重點發展地區的佛山，2012年工業總產值位居廣東第二，中國第五。成功培育了高度發達而充滿活力的製造業市場、土地市場、基礎設施市場以及人才市場，民營經濟增加值4,088.48億元人民幣，佔全市生產總值的60.9%，為其進入高收入行列奠定了基礎。張燕生指出，政府和市場的正能量有效結合，通過放權讓利激活了市場經濟的活力。這是佛山模式的主要經驗。
政府市場互補互促
張燕生的研究報告顯示，在改革開放初期，佛山把握住市場經濟全球化、科技革命的戰略機遇，通過把政府的財權事權下沉到最基層的村鎮，把資源配置和經濟決策權分散到最微觀的鄉鎮企業和個人，把政府有形的手、市場無形的手、企業創業的手和外來競爭壓力的手結合在一起，推動市場經濟內生性增長因素的萌芽不斷培育成長、轉型和發展。
佛山的高增長還得益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市場之間明確的角色劃分與良性互動。政府通過簡政放權引導和培育市場因素的形成與民營經濟的發展；隨着佛山經濟的發展，市場又反過來推動政府提供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推動政府改革。政府與市場不斷演進的互補互促是佛山模式的精髓。從5個強區到33個專業強鎮，再到成千上萬個個體經濟和鄉鎮企業、民營企業，佛山走出了一條政府簡政放權、高度分權、空間集聚、產業集群、精細分工、價值鏈合作的中國特色的市域經濟、縣域經濟、鎮域經濟發展道路。內生型經濟發展模式使得佛山得以承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
逐步形成「小政府大社會」
由於上級政府向基層政府放權，奠定了地方經濟體的協作與競爭活力。1980至2012年，佛山市級財政收入佔佛山財政總收入比重從34%降到14%。1998至2011年，順德和南海每年的財政收入都高於市本級；2009年起，禪城財政收入開始超過市本級；2011年三水財政收入也接近市本級。分散化決策機制使得最貼近市場、最了解需求的基層政府能夠最優配置資源、進行制度創新給予市場發展空間，促進了當地市場經濟的快速形成與發展。
由於政府向市場放權，早在80年代，佛山地方政府就得以「放水養魚」，對企業減稅、多予、少取，鼓勵內生性市場因素的快速發展。90年代，面對公有制企業暴露出的種種弊端，順德政府甘冒政治風險觸動了產權這一敏感「禁地」，通過「租」(租賃)、「股」(股份合作)、「賣」(產權出售)等方式，率先把公有制企業推向市場，成為全國公有制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先行者；由於政府向市場放權，催生了民營企業及土地市場。
由於政府向社會放權、建設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佛山促進了社會穩定，逐步形成「小政府、大社會」模式，目前成為全國唯一一個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均超過1,000個的地級市。同時，為市場的運轉提供良好的支撐與外部軟環境，吸引外來人才及為投資奠定基礎，2011年外來人口達到50%以上，外來就業達到三分之二。
做好三方面職能「回歸」
張燕生告訴記者，「中央政府正着手啟動新一輪轉變政府職能的重大改革，系統應對已經出現苗頭的結構性經濟、社會、環境風險及相應的增長阻力。佛山研究揭示出實現改革目標的關鍵在於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為促進增長秩序，需要管好政府看得見的手，用好市場看不見的手，促使中國實現公正、規範、有序、透明與法治，釋放改革紅利。
張燕生指出，要像佛山一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意味着中國將全面推進生產要素的市場化，在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市場等領域的縱深改革。政府從市場資源配置活動退出來後，要做好三方面職能的「回歸」，一是為經濟活動、社會發展、生態文明建設培育良好的發展環境，二是提供良好的基本公共服務，三是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因為市場只解決效率問題，不解決公平問題。市場和政府並不對立，而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應當良性互動，激發各自正能量，才能合力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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