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馮學榮
作為一名來自內地、居港工作的民間知識分子，馮學榮對中日戰爭的歷史一直有着濃厚的興趣。香港中華書局以及內地的金城出版社，均出版了他的新作《從甲午到七七》（內地書名《日本為什麼侵華》），講述中日之間不斷交惡的歷程及細節。在他看來，沒有抽象的歷史，細節就是歷史的全部。■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從甲午到七七》，以第一手資料覆蓋了整個近現代中日戰爭史。馮學榮說，只有徹底了解中日兩國戰爭的來龍去脈，才能從細節中提煉出兩國能夠共同分享的經驗、教訓，為千秋和平、世代友好打下根基。在他看來，回溯硝煙與血腥，是對所有人的警醒和啟示。
探究中日戰史，需深究細節
馮學榮深知中日交惡歷程中的重大事件對國人心理形成的影響。以九一八事變為例，他認為不少國人只是執着於真實性大大存疑的《田中奏摺》來譴責日本，但缺乏實質意義的考究。馮學榮說，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是軍事強國，卻不是富國。明治日本，其國民的稅負極重。政府的財政收入，除教育外，不少用於國防；且彼時日本人口劇增，故而開拓國防線之外的利益線，是日本自認為求得生存發展的唯一途徑。
馮學榮以學者式的態度，研究了自從晚清以來的滿蒙懸案問題、商租權問題等中日交涉癥結對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影響。他認為，至少從九一八事變來看，包括商租權問題在內的經濟利益是根本動因。可在當時，經濟問題沒用經濟手段解決。而我國當前的歷史認知格局是：人人知道九一八，但大眾對商租權、滿蒙懸案等經濟利益問題卻聞所未聞。他說，只有明白衝突根源，才能避免未來的衝突；經濟問題宜經濟手段解決，而不應政治化。
他指出，不少中國人對歷史的理解和把握，往往缺乏細節化體驗。歷史是立體化的產物，也是一環扣一環的有機體。然而，部分國人對中日戰史甚至整個近現代兩國交流史的過程，一般只停留在幾個較大的歷史事件上。正是這種對細節的輕慢，導致一些國人看待日本、中日關係，只滿足於道德高地的譴責，卻沒有實施內涵的論述，更缺乏對歷史教訓的汲取、借鑑與反思。
近代日本有一種獨特現象--文武分立。1890年實施的《日本帝國憲法》賦予天皇軍隊統帥權。負責軍事指揮的海軍軍令部和陸軍參謀本部是獨立於內閣的機關。而內閣的陸海軍大臣，被明確規定為「現役軍人擔任」。此種「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除了在大正天皇時代短暫廢除之外，一直延續到二戰結束。因此，文官內閣無法有效壓制軍人。
文武分立，是日本陸軍元老山縣有朋的構想。他原本想透過政府軍隊二元化，讓軍人不參政。結果反而種下軍人干政的惡果。早期的日本政府以軍事預算等手段限制軍人；天皇頒佈的《軍人敕諭》也明定軍人不得議論國政；且彼時尚有明治維新的元老在，無人造次。但昭和時期，軍人野心膨脹，一發不可收拾。
日本軍人的干政野心，伴隨日本的民權衰退、政治腐敗、經濟蕭條、百姓生活困苦而膨脹。青年軍人以「愛國」、「討奸」、「除國賊」為口號，蠱惑民眾，將軍人打扮成救國天使。軍部高層則動輒以「不推薦陸海軍大臣」或辭職為手段挾持文官內閣。此情勢下，日本軍人屢屢冒險。九一八事變就是「軍人不服從文官政府」的典型事例。馮學榮指出，九一八之後，日本對華友好並與孫中山有着革命友誼的犬養毅出任首相。犬養毅明確不承認「偽滿洲國」，並派出曾參加辛亥武昌起義的菅野長知來華進行秘密交涉，在已經取得突破進展的情形下，和談被日本軍部破壞。犬養毅本人更是死於軍事政變。
後來的淞滬事變、盧溝橋事變，日本軍部屢屢脫離政府管制，肆意妄為、擴大戰爭，給兩國帶來深重的災難。而在日本國內，軍人以「愛國」為名，以下克上，發動政變；殺戮內閣大臣；在國會壓制議員的反戰演說；鉗制學術自由與新聞自由；建構以軍部為核心的舉國戰時體制。馮學榮說，日本的文武分立導致外交兩線化--當時的中國政府不知道究竟文武分立，誤國害民是該和日本政府打交道、還是該和日本軍人打交道。可見，日本民權政治的消亡，差不多也是中日戰端的肇始。
軍人必須置於文官政府轄制之下，服從國家利益，不得干政--這是人類社會值得汲取的教訓。
以史為鏡，守護和平
透過《從甲午到七七》，以及馮學榮在接受訪問時提到的細節，能夠看出：中日從近代開始交惡，演變為後來的全面戰爭；從清日戰爭延伸為對日抗戰，一次次的衝突、事變、摩擦甚至殺戮，都源自於經濟利益和資源爭奪。即以戰爭手段去開拓和鞏固生存發展空間。不僅是中日，歐洲法、德、英等國數度爭戰，亦是源自經濟利益。
在狹隘民族主義之下，爭奪生存資源是零和遊戲；而零和遊戲則往往導致戰爭。根除戰爭的關鍵在於如何將「零和遊戲」轉變為「雙贏遊戲」。
馮學榮認為，時間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以戰爭作為爭奪市場、資源、經濟利益手段的方式，已經顯得過時不堪。即便是中日兩國目前處在島嶼和海洋資源爭端中，和平以及維護區域的穩定，都應該是至高的原則與目標。因為，戰爭是對每一個國家的國民百姓利益的重大侵害。
《從甲午到七七》，馮學榮的民間書寫仍然在繼續。對細節的執着，為的是中日永恆的友愛與和平。的確，我們看到如今的經濟全球化尤其是東北亞經濟一體化，已經使得發生二戰那種大規模衝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今日的中日韓三國，已共處於一個大市場中；文化與地理上的接近構成共同貿易的基礎；也形成堅守和平主義與友好原則的重大前提。一件產品，很可能是首爾研發、東京製造、上海組裝、北京銷售；而購買使用者卻完全可能從中國的邊塞西域、跨域韓國漢拿山、再擴展至北海道。在這樣的一體化格局下，若相互敵視、硝煙再起，對千萬國民的生活必將產生巨大的衝擊。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