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曉華
1953年，中國大陸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發現國民總數已逾六億，年增長率則高於20?。在大多數人眼裡，這是勝利的標誌、復興的符號、凱歌的序曲。然而，當時的北大校長馬寅初卻發出了不合時宜的聲音：經過三年的調查研究發，他發現中國人口的增長率是每年增長22?以上，有些地方甚至達30?，這實在是太高了。如此發展下去，50年後，中國將有26億人口。由於人多地少，恐怕連吃飯都成問題，恐怕會面臨嚴重的糧食危機。於是，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寫成「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一文，呼籲國民節制自己的生育慾，每對夫婦最好只生兩個孩子。
在最初的討論中，馬寅初借計劃經濟的國策宣傳自己的思想，收效似乎很好。他的發言甚至受到最高領袖的讚賞： 「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地生產，這是一種設想。這一條馬老講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從前他的意見，百花齊放沒有放出來，準備放，就是人家反對，就是不要他講，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鄉人民均有此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對的。」不過，反對的聲音很快呼嘯而至：大躍進開始以後，全民處於亢奮狀態，人定勝天的樂觀主義情緒壓制住了懷疑的聲音。在狂熱的氛圍中，幾乎所有跟得上時代的中國人都成了浪漫的人類中心主義者。1960年第7月，《中國青年》（當時為半月刊）發表了詩歌《征服大自然》，記錄了當時的主流心理：
一腳踢倒山，
一拳捅破天，
張口吞宇宙，
革新地球翻。
以大山做鞍，
以大河做鞭，
挺起胸膛，
征服自然。
這首詩的作者是「白龜山水庫臨穎瓦店十營民工」。從這首詩可以看到，征服自然的思想在當時是多麼深入人心。相對於這種立場，馬寅初的見解顯然不合時宜，相當於往火上澆水，其結果可想而知。反對者進行了最簡單的數學運算，便做出了終審判決：每個人有兩隻手但只有一張口，2大於1，因此，公民數量的多少決定了國力的強弱，我們應該以人手論代替人口論。於是，馬寅初的聲音只激起了1958至1959年間短暫的批判熱潮，隨後便消失於那個喧囂的時代。他很快被解除校長之職，喪失了發言的機會，再也無法為自己辯護。
可是，歷史卻證明了馬寅初的預見。從1964年到1974年，中國人口由7億增加到9億。此後，決策部門漸漸開始重視計劃生育問題。1977年8月12至18日，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佈：「到本世紀末，必須力爭把我國的人口控制在十二億以內。」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又開始重估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逐步承認其合理性。1979年7月25日，中央正式為98歲的馬寅初平反。國人終於覺醒了，但這已經是遲到的決定：尾大難掉，巨大的人口基數決定了控制的難度；為了彌補過去所犯下的錯誤，不得不採取了一戶一胎的激進策略，讓今人為過去買單；儘管如此，2012年人口依然達到了13億5千萬。為了應對人口的壓力，我們將山川和草原改造為農田和牧場，興建了世界上最多的工廠和高樓。於是，今天的中國人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大城市成了鋼筋水泥的森林，我們只能行走於高樓的縫隙中；道路阻塞，到處擁堵，開車和不開車的人同樣肝火旺盛；汽車尾氣和工廠煙囪排出的煙霧形成的灰霾籠罩着萬物；過度開墾、放牧、耕種使森林萎縮、牧場沙漠化、農田貧瘠，風暴常常攜帶着滾滾黃沙；河流污染，飲用水告急，等等。面對這些景象，我們可能會搖頭嘆息，但又只能無奈面對：要養活13億人口，這些似乎都是必要的代價。
或許，少數人會想起馬寅初，並且不由自主地想：假如他當初的呼籲不被輕率地批評、嘲笑、否決，倘若我們從那時就適當控制生育慾，我們現在的生存壓力可能會小得多。然而，歷史沒有假設：現在，至少13億人居住於祖先留下的土地上。美國和加拿大與中國的領土大體相同，但其人口密度卻大約只有我們的1/4和 1/40 。從領土的角度看，我們的環境壓力是它們的4倍到40倍。相比於加拿大，我們同等面積的土地要多收穫40倍的東西。倘若考慮到廣袤的沙漠地帶，實際的環境壓力更為嚴峻。
受制於時代語境，馬寅初考慮的主要是耕地面積，並沒有充分考慮環境因素。那些批判他的人更不會注意到後者。在亢奮的精神氛圍中，我們的民族視野中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盲區。幾十年後，這些被忽略的東西成為我們苦惱的源泉；城市人口激增、污染、擁堵、正逼近承受極限的生態體系。在這些現實困境面前，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和流行的心靈雞湯都於事無補：即使我們選擇了閉目塞聽的鴕鳥策略，它們仍折磨着芸芸眾生。更加嚴峻的是，這些問題很難在轉型中獲得解決：我們可以發展生態產業，但卻不能根除巨大的人口基數帶來的環境壓力（如野生動物生存空間銳減）。
詭異的是，許多人一方面抱怨擁堵、灰霾、水質、工業污染，一方面又想放縱自己的生育慾。尤其是近幾年，部分學者以老齡化為依據，渲染所謂「大國空巢」的危機，要求轉變人口政策。至少在精神層面，他們正在重蹈五十年代的覆轍。在這種非理性的氛圍中，我希望同胞們讀讀馬寅初的書，揣摩一下歷史上的因果輪迴，更加理性地籌劃未來。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