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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認為，漢語作家寫作應根植於故鄉，同時要超越故鄉。
－－莫言濠江論文學
漢語文學的成就與前途，是一個非常宏大的話題。作為中國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日前針對這一探討視角，在濠江畔的澳門大學與學者進行文學對談時，認為漢語作家的寫作，應當「根植故鄉、超越故鄉」。故鄉的意識可以不斷放大、內涵可以豐富、內容也可以更加精彩和多元。在這種概念之上形成的漢語文學寫作，也必定能夠在世界文學中佔據重要的一席之地。■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莫言今次在澳門大學的文學對談以「漢語文學的成就與前途」為主題，也是莫言獲頒澳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之後，所進行的「榮譽博士論壇」系列活動之一。今次文學對談，由澳門大學中文系主任朱壽桐教授主持，對談嘉賓則包括澳門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楊義、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整個文學對談的過程，所探討的核心要素是如何讓漢語文學更具民族性以及更好地走向世界。
關漢卿未必差過莎士比亞
擔任是次文學對談主持的澳門大學中文系主任朱壽桐首先提出了一個文學史意義的視角，即在魯迅那個時代開始，中國文學或是漢語文學，較之於世界文學尤其是西方文學，似乎處在一個地位比較低的位置，而魯迅本人亦是這麼看的，所以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實也是中國文學的一次獲獎。
莫言認為，漢語文學的概念，從時間縱向角度看，自先秦兩漢始，跨度非常之大；而從形式的橫向角度看，則有小說、詩歌、戲劇，題材也非常之豐富。因此，莫言以一個比喻來論及中外文學的比較：關漢卿的戲劇，未必差過莎士比亞。莫言表示，當代中國文學，自1949年開始，直到文革前，不少作家經歷過戰爭與革命，這一經歷對個人寫作有巨大影響，所以這一時期的不少作品屬於紅色經典；一些紅色經典作品雖然對人性的描寫較為狹窄，但不應完全否定；文革時期的中國文學，莫言表示幾乎可以用「無文學」三字來概括。所以，在莫言看來，當代中國文學躍步式的騰飛，開始於改革時代。他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至今，中國文學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莫言以自己為例，認為一個作家，既是創作者，也是見證者。改革時代的中國文學，已經是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已與世界文學同步化。這個結論，莫言認為源自閱讀。這種閱讀現象是雙向的：既要閱讀西方同時期的作品；同時也將中國文學的作品翻譯成外文，經過比較之後，他認為當今的漢語文學，已是成就斐然。
故鄉意識的寫作淵源
莫言認為，作家的寫作，通常從例如童年經歷的熟悉生活出發，但是也坦言，自己初期並沒有「文學故鄉」的寫作意識。莫言說，自己關於文學故鄉的意識，是在1984年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之後才開始漸漸形成的。那時，莫言發覺到，作家寫作，需要有自己精神下的「根據地」，而這一觀念，既來自於當時國內文學創作的現實，同時也來自於對西方文學作品的閱讀，莫言本人將故鄉意識引入到文學寫作中的做法，戲稱為「佔山為王」。
第一次運用故鄉意識進行寫作，莫言表示是在小說《秋水》中。作品中的東北鄉是一個蠻荒、人煙稀少的地方。從《秋水》這部作品之後，莫言表示自己的許多作品都開始出現高密東北鄉的場景，所以，這種故鄉意識的文學場域，也構成了自己的文學舞台，而早期的故鄉寫作，描繪自己熟悉的故事或是親戚朋友的故事，成為了故鄉寫作的一個重要環節。
故鄉意識被進一步昇華，則是莫言在北京師範大學完成碩士論文時。在自己的學位論文中，「根植故鄉、超越故鄉」，成為了莫言思考未來文學路向的一個重要論題。就「根植故鄉」這一觀點，莫言認為故鄉的靈魂是作家寫作的基礎，是不能夠改變的。但是，不僅僅要根植於故鄉，文學作品要有創新，還要超越故鄉。超越故鄉的重要方法是不斷豐富故鄉的內涵，作家可以將天南地北的故事放入故鄉的敘事之中；同時，也可以將各地的場景也搬置於故鄉的風貌中。例如，故鄉或許本沒有高山，只有一個幾米高的土坡，但是作家可以想像或描繪成是一個巍峨的峻嶺；故鄉或許沒有湍急的大河，但是可以將其想像成是一個滔滔不盡的洪流。
對談嘉賓之一的澳大中文系講座教授楊義認為，如果世界文學不關注中國文學，將是世界文學的一大損失，因為漢語文學代表了世界文學中的高端智慧；漢語作家寫作故鄉，可以被視為是作家聯通了地氣、人氣。魯迅對浙東風貌的描繪，便是一種故鄉意識；而莫言的文學作品中具有的故鄉意識，則是首先回到了故鄉高密，再從故鄉高密走向了世界，讓故鄉在文學中得到了內涵的提升。
寫作不能只重「走向世界」
或許是基於對「文學故鄉」意識的執着，作為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一個已經是世界級的文學大師，莫言反而認為，作家寫作不能夠只強調「走向世界」。
作家應該思考一個問題：自己究竟是為何而寫作、為誰而寫作。這是莫言在對談中提出的一個看法。當然，莫言也認為，中國讀者或是外國讀者，是作家寫作所要面對的重要對象。但是，莫言卻非常直接地提出：作家不能夠為了追求走向世界，而為翻譯家而寫作。他並且認為，某種意義上，作家的創作，是要與翻譯家「為敵」的。因為，作家寫作，經常涉及到的方言、地方戲曲，都是文本的重要內容，這確實給翻譯家的工作帶來了一定的挑戰。莫言同時認為，真正優秀的翻譯家，即便面對較為困難的翻譯素材，也會盡力從本民族的語言中找到最為對應的翻譯詞句。所以，作家寫作只追求走向世界、追求容易被翻譯，而刻意忽略一些地方性、本土化特色的語言，在莫言看來或並不足取。
關於未來的漢語文學前途，莫言則是充滿信心。他認為，歐洲的文學家，其作品的思考路徑其實差不多，往往描繪出來的是知識分子的思索，在某種程度上，這與歷經了坎坷歷史與時代滄桑的中國文學家所描繪的思想深度，是無法比擬的。未來的中國文學或是漢語文學要進一步發展，則應當繼續豐富中國的特色，同時也要適應世界各國讀者的閱讀習慣，這兩方面的統一，將會為中國文學的發展帶來助力。在莫言看來，中國正在不斷變化，這種變化前所未有，如果寫作遠離了這種變化的生活，則寫作就跟不上生活的步伐。因此，莫言期待漢語文學界能夠繼續以開放的心態積極譯介外國的文學作品，既包括經典作品，也要包含當下的作品；同時從本民族的文學傳統中找到可以令漢語文學繼續輝煌的資源和文化血脈；作家們更要從百姓的生活與語言中找尋到創作的素材。這些，在莫言看來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主持人朱壽桐在總結中提到，莫言獲諾獎之前，如果一個人未讀過他的作品，可無愧色；但獲獎之後，若未讀過莫言的作品，則難以自稱是漢語文學的使用者或欣賞者。漢語作為全球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其文學作品向世界提供了一種語言意義上的文學經驗，因而也期待更多的漢語作家能夠寫出屬於自己的中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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