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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利•威塞爾曾說，忘記大屠殺就等於第二次屠殺。為了銘記歷史、不忘國殤，在12月13日第一個國家公祭日來臨之際，由嚴歌苓親自編寫的史詩大片《四十九日祭》已登陸國內衛視。片子改編自其小說《金陵十三釵》，將以審判形式清算日軍罪行，向世界展現這段中國國家記憶以及災難中的人性與情感。對於首次編寫抗戰類電視劇，嚴歌苓日前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這是最愉悅的一次作品呈現。」■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文壇一個熱鬧、喧囂的時代。在魯迅文學院的作家研究生班中，嚴歌苓與在大陸文壇叱咤風雲的余華、莫言等人是同學。但是，嚴歌苓選擇了一條跟他們不同的路。在九十年代，她跨出國門，奔赴美國，並憑借《少女小漁》和《天浴》獲得十五六項港台或國際電影大獎，海外市場反響頗大。在海外華人電影圈游弋了二十多年後，嚴歌苓重回國內影視圈，憑借《梅蘭芳》、《金陵十三釵》、《歸來》等多部高水準電影的熱映，她的作品開始成為國內不少大師級導演眼中的「富礦」。
內心清高 商業化影響不了創作
此番，她再度「翻手為蒼涼，覆手為繁華」編寫了抗戰類電視劇《四十九日祭》。談及作品風格，她坦言，作品有意挖掘普世主題，吸引世界目光，既沒有套用以往抗戰劇的殘酷搏殺，也沒有重複電影版「十三釵」的苦難敘事，而是秉持嚴肅的歷史觀，拒絕市場綁架，對歷史及人性做出更深層次的解讀與呈現。「不管是寫小說，還是創作劇本，只要是自己的文字，我都會有種偏執，保持着內心的小清高，娛樂化、商業化根本改變不了我。」
《四十九日祭》是嚴歌苓改編的第一部電視劇，此前一直專注於編寫電影的她坦言，雖然《四十九日祭》和《金陵十三釵》源於同一部作品，但《金》作為電影，長度和篇幅受到很多限制，不能完全把南京大屠殺六個星期前前後後的故事全部反映出來。「我想盡量表達一個完整的前史與後史，希望能將手頭上掌握的歷史資料全部寫進去。電視劇的改編更接近小說的描述。」
嚴歌苓告訴記者，文學與影視劇本的創作，在外行看來，就是一種事物的兩種不同形式，都屬於文字寫作，都在講故事。但在內行看來，卻是各自獨立存在的兩種不同事物。也就是說，它們創作的理念不同，表現的形式不同，文本的結構不同，對運用文字的要求也不相同。「像《四十九日祭》雖然沿用了小說裡面的人物、關係、線索等，但作為電視劇來說，它需要把小說當中暗場處理的東西全部變成明場，使它更具戲劇化。」
沒有不能改編的文學作品
目前，將文學作品改編成為電視劇已經成為一種潮流。越來越多的名家作品通過導演的巧手、演員精湛的演技成為影像展示在熒屏中。對於這樣的現象，嚴歌苓表示沒有什麼文學作品是不可以被改編的。「文學作品當然有適合被改編的和不適合被改編的，但適不適合取決於誰來改，怎麼改，以及哪個導演來拍攝。」嚴歌苓舉例，像《英國病人》，它表面上確實不適合被改編，因為內容跳來跳去，不是線性敘述，講故事不是按照順序，形式感太強。不過，它還是被改編出來了，還改得很好。而像《洛麗塔》的故事，雖然很有戲劇感，但改編出來的每次都以失敗告終。
創作已成生理需求
曾經有人說，寫作對於作家而言就是一種面壁，就像看一場交響音樂會，那幾個拉小提琴的人總是會擺放一個譜架在前面，我們能看到的都是他的背影。對此，嚴歌苓表示認可，她說寫作就是修煉、面壁，不管別人出什麼事，作者都是背對着的。「創作已經成為我的生理需求，當我注意力集中的時候，挺可怕的，如同鑄了一座透明的無形的牆。有時候我女兒走過來，站在我旁邊看着我，我沒有寫完這一段絕不會理她，她發現我不理她就會很沒趣地離開了。我不會被她打擾。她是打擾不了我的。」嚴歌苓說。
成不了下一個張愛玲
有不少人喜歡拿嚴歌苓與張愛玲對比，兩個人同樣有很多故事發生在上海、南京等「孤島城市」，又同樣擅長用女性視角來寫作。對於這樣的對比，嚴歌苓坦言，張愛玲只有一個。「她的上海不是我的上海。我的上海比較髒、臭，比較像地獄，那不是張愛玲的。」嚴歌苓說，張愛玲之所以獨一無二，就是因為她把上海寫成她的了，如同福克納把他的小鎮寫成了福克納的，馬爾克斯把他的小城寫成了馬爾克斯的。而她自己的經歷，前半生是戎馬，後半生寄居海外各國，「大家所形成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都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不具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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