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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1月10日，民盟解散後，陳叔通到集益里拜訪張瀾時合影。左起：張茂延、葉篤義、張瀾、陳新桂、羅隆基、陳叔通、沈鈞儒。 資料圖片
宿正伯
不難發現，1948年中共發表「五一口號」後，響應號召的各主要民主黨派及其代表人物幾乎清一色是從香港發聲，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正如前文所言，1945年至1946年，民主黨派曾因政治形勢的樂觀而出現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然而，雙十協定帶給中國的希望如曇花一現，政治協商會議送給人民的禮包若海市蜃樓，轉眼間便在內戰的殘酷現實面前煙消雲散。
抗戰勝利之後，國民黨作為執政黨，無論從實力而言，還是就私心而論，都信心滿滿地欲在新的政治格局中保持核心領導地位。換言之，是不肯輕易與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平等共治的。而共產黨則堅持構建民主聯合政府，且已然對民主聯合政府有系統的理論鋪陳和長期的實踐鋪墊，得到了廣泛認同。對各民主黨派而言，民主聯合政府顯然比國民政府更符合「第三條道路」的政治理想，也更有利於其發揮自身作用，因而各民主黨派與生俱來便是支持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在反對獨裁、建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基本點上，同為在野黨的民主黨派與中共有着根本共識。因此，當國內形勢迅速向內戰演化時，各民主黨派必然與國民黨發生激烈衝突，這便招致國民政府以非常手段取締、鎮壓民主黨派。
1947年7月，國民黨公布《勘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並訓令國民黨各級組織，對民主同盟、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上層分子，採取「暫時容忍敷衍」方針，對中下層分子則不要客氣，只要有反對國民黨的活動，「一律格殺勿論」。10月27日，國民黨宣布中國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今後各地治安機關對於該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動，自應依據《妨礙國家總動員懲辦暫行條例》及《後方共黨處置辦法》嚴辦取締，以遏萌亂」。11月6日，民盟為避免遭受更大迫害和損失，以張瀾主席名義發表《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解散公告》，通告黨員「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動，本盟總部同人自即日起總辭職，總部亦即日解散」。以民盟的解散為標誌，繁盛一時的「第三大黨運動」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中凋零。各民主黨派相繼轉入地下鬥爭，他們的領導人紛紛離開國統區，雲集香港。
1948年1月15日至19日，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在香港召開，重建民盟總部，重新確立民盟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宣布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密切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
稍早，也即1948年1月1日，來自海內外的國民黨民主派代表100餘人在香港舉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宣布脫離蔣介石控制的國民黨，為建立和平、民主和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李濟深當選主席，宋慶齡為名譽主席。
再早前，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二·二八」起義失敗後，其領導人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人組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張「打倒獨裁統治，實行人民民主制度」，並於1948年7月在香港公布台盟總部成立，謝雪紅為主席。
先後來到香港的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等民主黨派和許多無黨派民主人士也繼續活躍在政治舞台。
在香港陸續建立、重建或恢復活動的各民主黨派，都明確反對蔣介石獨裁，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放棄中間路線，轉向「一邊倒」，走向民主黨派發展的新階段。之後參加新政協會議的各民主黨派此時基本定型。(連載1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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