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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優琳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中山紀念中學原校長賀優琳認為，勞動法律體系中的經濟補償制度符合20世紀末當時的經濟社會背景，但隨着近年經濟社會發展步入新常態，經濟補償制度的生成根據、立法背景、人力資源市場和就業環境以及制度環境等各方面都已經發生變化，經濟補償反而成為誘發勞資矛盾、影響勞資穩定的「不和諧」因素。
他指出，經濟補償是在解除或終止勞動關係時發生，意味着經濟補償將經常發生在企業經營最困難的時期，企業本身已經營困難、難以為繼，需採取裁員等方式減少經營成本渡過難關。另一方面，卻仍要支付巨額的補償費用才能解除與員工的勞動關係，進一步加重負擔，形成對企業的「擠出效應」。
支付巨額補償 企業或欠薪或倒閉
如東莞市興昂鞋廠高峰期用工過萬，目前因調整經營戰略轉向研發，計劃裁減1,900名員工，但依法需支付的經濟補償高達6,000萬元人民幣。實際上，還有一些企業因難以承擔這筆巨額的經濟補償金，不得不走上慣性欠薪，甚至倒閉的結局。2013年東莞長安快盈達禮品公司因經營困難計劃停產，但員工堅決要求全額支付高達1,700多萬元的經濟補償，企業經營者最後只好強制關停企業、逃匿返港。
他建議，廣東代表團在今年兩會期間，專門向全國人大提出《勞動合同法》修訂案，修訂完善關於經濟補償的相關條款，在不增加政府、社會和員工個人負擔的前提下，通過引入企業聯合保險制度，重新設計保障勞動關係，緩解勞資矛盾。包括建議完善失業救濟制度，並成立專門的勞資協商調解機制，應對大規模經濟裁員等勞資糾紛，並由政府成立專項基金，幫助有困難的企業和員工渡過難關等。
此外，他還建議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廣東省總工會等職能部門可以聯合就司法審理中適用經濟補償金制度出台意見通知，適當就經濟補償金和違法解除勞動合同關係賠償金的審理原則上進行調整，讓法律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同時也讓部分勞動者試圖通過各種所謂被動「解除勞動關係」而獲取額外的經濟補償金的做法適當得以控制，為企業減負，維持穩定的用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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