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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香港社會和輿論高度關注大學管治所出現的問題。各界人士指出，大學現主要依靠政府提供的公帑運作，大學校長、院長及其高層管理者肩負着廓清校園風氣的重要責任，應該對公眾呼籲給予積極回應。問題是，大學校長及高層管理者普遍存在怕得罪人的心理，因而疏於管理，導致校園滋生出很多烏煙瘴氣的怪事。人們不禁要問：尊敬的校長們，你們怕得罪校內少數搞事分子而不敢管理，難道就不怕影響校譽，不怕得罪希望恢復校園寧靜的廣大師生嗎？你們難道不怕因管理失責，而辜負社會各界的期許嗎？長期以來，社會各界人士熱切呼籲大學校長、院長和高層管理者要挺直腰桿，真正負起管理者的職責，大膽運用相關法例所賦予的權力，讓大學回復風清氣正的環境，成為教學科研的中心和培養有用人才的高等學府。
包括本報在內的多家港媒日前都揭露了香港的一些大學存在的諸多不良現象，包括：一、嚴重泛政治化傾向，教學科研鬆懈，導致國際排名下跌；二、少數教授不務正業，不專注教學科研，而是在校園內外肆無忌憚地大搞政治性活動，甚至煽動類似「佔中」、「佔旺」等街頭違法行為；三、對學生管理軟弱無力，少數學生過分熱衷政治、動輒發起罷課及衝擊行動，校規校紀蕩然無存。
上述反常現象之所以出現和蔓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某些大學校長、院長及高層管理者怕得罪人、怕「惹禍上身」，致使管理缺失，放縱有餘，校園內外種種亂象有愈演愈烈之勢。有大學校長曾私下嘆氣，「管理層不是不想管，而是這些搞事的教授和學生厲害得很，稍不如意，就會用泛政治化的手段來鬧事，向管理層施壓，我們也沒有辦法」。所以，他們只好睜隻眼、閉隻眼，得過且過了。
按照香港的大學條例，大學校長、院長和高層管理者被賦予了在校務委員會(或校董會)的領導下，引導大學發展方向，確保大學正常運作等職能。根據大學條例，校長們理應盡職履責並按照規章制度進行嚴格管理，讓大學在正確和健康的軌道上運行，不辜負社會公眾的厚望。
香港的大學運作，主要是依靠香港特區政府提供的公帑資助。以香港大學為例，根據其2014/2015年的年報，港大支出總額為78.8億元，政府補助金額為40%，公眾捐款總額為9.3億元，兩項相加，來自公帑和公眾的資金達40億元，佔其支出總額的52%。這筆巨額資金的背後，寄託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的殷切的期望。作為大學校長和高層管理者，享受較好的薪酬和服務條件無可厚非，但更應該放下個人的心理包袱，盡心盡力，在大學的管治方面有所建樹，與管理者的身份和報酬相適應。
從世界著名大學的情況來看，公眾同樣有上述要求。以美國為例，近年來美國的高等教育方面出現諸如學費飆升、學生債務失控、公共資金喪失、大學運動隊腐敗等問題，還有個別大學校長不務正業，熱衷於圍着華爾街的富豪們團團轉。美國社會和輿論對此均提出嚴厲批評，督促大學高層管理者不斷改善管理方式，提高管治水平。
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安德魯·海克（Andrew Hacker）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克勞蒂亞·德雷弗斯（Claudia Dreifus）在2010年出版的《高等教育》一書中指出：「大學領袖曾經被視為社會的雕塑家」，如今卻被看成是「善於投機鑽營的技術官僚，他們深諳升遷之道，既不得罪人也不犯錯誤」。他們的話對香港高校管理者也有積極借鑒意義和作用。美國高教界人士指出，過去好的校長雖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人物，但他們都是優秀的領導者，有時更展現出大無畏的勇氣。 近年，美國有識之士大聲疾呼：「現在是對他們（大學校長）提出更多要求的時候了，要按更高的標準來提升他們的責任。」
他山之石，足可攻玉。從某種意義上說，香港的大學校園裡出現的嚴重管治問題，比美國的大學更為嚴重，發展勢頭更令人擔憂。香港未來能夠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保持獨特的競爭力，實有賴於香港的大學培養出更多能夠將「一國兩制」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有用人才，且要與時俱進，能夠培養出更多、更好的創新型國際化人才。
總之，要消除校園亂象，恢復大學良好校譽，讓大學真正負起香港社會賦予的神聖職責，讓香港社會繼續支持大學的發展，極重要的一點就是需要大學的校長、院長和高層管理者勇於擔當，擺脫怕得罪人的被動心態，積極作為，不辱使命，尤其是要強化學校治理機制，敦促所有教師把主要精力用於教學科研及教書育人上，這樣才能把香港的大學發展成為亞太地區乃至世界一流的高等學府，不負家長重託，不負社會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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