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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敏迪
元明之際的楊維楨，在多種文藝創作活動領域獨樹一幟。後人對他突破傳統的另類，有各種不同的評說，元朝理學家許衡提出：「士大夫欲無貪也，無如賈也」， 就是要文化與商業的捆綁。對此，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不能理解，他說：「人主移於賈而國本雕，士大夫移於賈而廉恥喪......楊維楨、顧瑛遂以豪逞，而敗三吳之俗。」 他甚至認為顧瑛等富豪「受興王之罰，而後天下寧。」 朱元璋剝奪了他們的財富，把他們遷離故土，才移風易俗回歸了傳統。殊不知，因為動亂而放鬆了控制，正是思想與文藝多樣性繁榮的條件。
楊維楨與顧瑛等富豪的結合，其意義就在於使文藝改變了與世俗王權的捆綁。有人說文藝是個娼婦，不是取悅權力，就是取悅金錢。但文藝畢竟還是要有經濟基礎作為支撐，就如佛像也要貼金才能發光一樣。所以，常常感佩陳寅恪的名言：「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這話可以在大學裡說，出了校門，像顏回那樣：「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而自己不改其樂也許可以做到，但追隨孔夫子去周遊列國就不大可能了。
楊維楨因精通《春秋》而考取進士，日後也經常傳授《春秋》這門課，他清楚為什麼孔子說：「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意義是把《春秋》與世俗王權進行了捆綁。《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能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楊維楨要「太史筆，不貶褒，我作歌詩繼《春秋》」，在對於世俗王權的絕望中，他選擇在與江南富豪的合作中去張揚新的個性價值，達到人性的順應自然。他在《自然銘》中說：「堯舜與許由雖異，其得於自然壹也」；在《贈櫛工王輔序》中也認為無論是醫卜工賈，還是公卿大吏，謀生方式各異而已，沒有貴賤的區別。堯舜的偉大在於「治國」，許由難道不是更高一層精神文化上的「治天下」？櫛工也有自己馳騁的領地，也可以從中找到追求自然的安生立命之道，和普通人個體意識的覺醒。
與他交往的富商們大多有一個共同的特徵：敢於任事而不慕當官，雖然有附庸風雅之嫌，卻又能夠放下聚斂，熱心於文化的教化。所以當時江南著名的沈萬三一族就不在此列。《元詩紀事》記錄了楊維楨結識昆山顧瑛的經過：「玉山主人欲延楊鐵崖於家塾，鐵崖報曰：『必得當世清雅高潔之士如倪雲林者一札至，即如約耳。』」不能不說楊維楨有些狡猾，倪瓚與顧瑛都是江南著名的富豪，他這一出手就達到了一箭雙鵰的效果。「自是三人相與結驩，往來無間。」也提高了彼此的影響力。後來顧瑛脫離商界，搞「玉山雅集」，一直興旺了十三年。顧瑛還為楊維楨買了幾個歌舞妾，讓他組成家庭樂班，以便演奏他們創作的作品。
還有徵文活動。有「淞上田文」之稱的呂良佐出資舉辦「應奎文會」，也請他來評審，「以文投者七百餘卷，中程者四十卷。」同年，辭官回家讀書的嘉興富豪濮彥仁出資舉辦「聚桂文會」，也請楊維楨來做評審，結果「東南之士以文卷赴其會者，凡五百餘人」，也算是地方上的一件盛事。楊維楨從中評出「自第一名吳毅以下三十人」的作品編輯出版。明末嘉興人李日華說，編入嘉興的文人詩選《檇李英華》中，「凡九十三人，無一秀句」！不過，在獎掖後進，提升地區文化氛圍的同時，遇到尷尬是可以理解的。與楊維楨有交往的姚桐壽，在他的《樂郊私語》中記錄了後來他又到嘉興，為地方官尹本中作《吳越兩山亭誌》，並為地方上評定擇取詩詞出版。結果姚桐壽看見楊維楨幹到半夜後，嘉興的能詩者，「人人執金繒，乞楊留選其詩。」
楊維楨笑道，雖然自己有時也礙於情面，但是有原則的，「未嘗敢欺當世之士。」於是他拿出投來的稿子批選，其中有鮑恂、張翼、顧文燁、金炯四首。楊維楨認為有可取之處，其他人的作品還需努力。偏偏這四個人都沒來，而到場的人又想請他通融，甚至有「涕泣長跪者」。楊維楨把他們趕了出去，「閉關滅燭，罵曰：『風雅掃地矣！』」
既然面向的是市井，就必須有所迎合和包容。比如襲用前朝文人的「妓鞋侑酒」之類，在他看來，世俗的慾望，乃至一些陋習也沒有那麼可恥，反而表現了市井社會的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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