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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大公報》報館
獨家披露「日汪密約」 重慶大轟炸下堅持出報
上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大公報》輾轉香港、重慶、桂林三地，堅守新聞陣地。其間，香港《大公報》揭露汪精衛的投敵賣國陰謀，「文藝副刊」成為全國抗戰文藝的重要舞台。重慶《大公報》在遭受日寇大轟炸的日子裡，始終堅持出報，刊出了《我們在割稻子》等抗日名篇。桂林《大公報》則為這座抗戰文化城留下了燦爛群星。1941年，《大公報》因在抗戰期間的卓越貢獻，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榮譽獎章，是迄今為止唯一獲此殊榮的中文媒體。■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1938年8月13日在皇后大道中33號，《大公報》發行了在香港的第一期報紙。在發刊詞中，《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寫道：「在這一年的民族神聖自衛戰之中，我們在津在滬的事業都玉碎以殉國......今後需要南華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所以我們更參加到港粵同行的隊伍裡來......雖然備歷艱危，而一支禿筆，卻始終在手不放。」當天《大公報》就突出報道了香港人紀念「八一三淞滬抗戰」的活動。
胡政之希望《大公報》能借助香港的特殊位置，讓全世界了解中國的抗戰。在受到港英當局的種種限制後，《大公報》決定將文藝副刊作為抗日輿論宣傳的主陣地，陸續發表了沙汀的報告文學《記賀龍》、丁玲的《陝北風光》等很多來自延安的文學作品。
此外，《大公報》還引爆了一顆「重磅炸彈」。1940年2月22日，《大公報》全文刊登了一份總編輯張季鸞從秘密渠道取得的文件--《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又稱「日汪密約」），簽署者分別為大漢奸汪精衛和日本陸軍、海軍、外務省的代表。文件中，汪精衛向日本承諾禁止一切抗日活動，承認偽滿洲國獨立，日軍可以長期佔領華北、長江中下游和華南地區。獨家消息刊出後，舉世震驚。
創作抗日名篇《我們在割稻子》
1938年12月，重慶《大公報》發刊。1939年，日本開始對重慶進行長達5年的大轟炸。《大公報》老報人張炳富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那些悲慘的歲月：「重慶李子壩的報館被炸，死了3人。」為了繼續出版，報館員工將印刷機搬到了防空洞裡，但仍免不了遭到炮火的蹂躪。張炳富說：「屍體從防空洞裡就像堆柴火一樣堆、架起，用卡車把屍體拉走。」
為了繼續出版，《大公報》不得不將印刷廠搬到距離重慶兩百多公里外的一個農家院落，印刷出版後再運回重慶市區，從未間斷。
在日寇持續的大轟炸之中，張季鸞提出，讓編輯部主任王芸生寫一篇題為《我們在割稻子》的稿件，以長國人志氣。1941年8月19日，稿件見報，王芸生用激勵的筆觸寫道：「讓無聊的敵機在肆擾吧，我們還是在割稻子，因為這是我們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糧食就能戰鬥，就能戰鬥到敵寇徹底失敗的那一天。」
榮獲美國密蘇里新聞獎
1941年5月15日，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將年度「最佳新聞服務獎」授予堅持抗戰的《大公報》。頒獎詞寫道：「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國內輿論者至巨。」
1941年12月8日，日軍猛攻香港，25日香港淪陷。炮火中，香港《大公報》匆匆停刊。隨後，胡政之帶着同事前往桂林。當時，桂林已成為中國抗戰文化繁榮發展的重鎮。茅盾、巴金、夏衍、田漢、艾青等千多位文化界名流都齊聚桂林。
在日機轟炸之下，《大公報》被迫進入桂林七星岩後面的溶洞中繼續出版。它與堅守在桂林的文藝界人士休戚與共，催生了抗戰文藝事業的新高峰。
披露豫災實況為民發聲
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大公報》記者張高峰成為首個深入災區採訪的記者。1943年2月1日，重慶《大公報》刊登了張高峰的長篇報道《豫災實錄》。第二天，《大公報》又刊登社評《看重慶，念中原》。 《大公報》的報道與社評引起社會強烈反響。這一切觸怒了國民黨當局，《大公報》被勒令停刊三天。
抗戰時期，《大公報》相繼捨棄天津、上海、武漢、香港、桂林五間報館。這也是一個孕育未來的時期，《大公報》贏得了讀者敬重，成為當時全國發行量最大的一份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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