彥 火
其實，正如之前瑞典兩位院士所指出，當時瑞典學院的條件，還遠未能承擔具國際性的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機構。
但是，處於「衰敗期」的瑞典學院，需要有一種強而有力的外援，以便起死回生。
接納諾貝爾文學獎，令瑞典學院具有振衰起頹的正能量，一方面是解決資源短缺問題，另一方面可以提高瑞典學院的聲望。
這就是瑞典學院常務秘書維爾森對瑞典學院的「救亡理由」。
由於瑞典學院的局限性，所以諾貝爾文學獎在維爾森主持的階段，套用維爾森的話，只着眼於「歐洲大陸文學的偉大人物」，歐洲以外的地區，無疑是被忽視了。
還有，維爾森是一個典型的保守派，他在釐定諾貝爾文學獎的標準，是值得商榷的。
俄國偉大作家托爾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一直未被瑞典學院加以考慮，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在一九零一年他沒有獲得提名，相反地，這年的首次諾貝爾文學獎卻授予了無關緊要的法國詩人蘇利．普呂多姆（Sully Prudhomme），但是下一年便引起了巨大爭議和反對，甚至有人質疑諾貝爾文學獎的權威性。
托爾斯泰這一位偉大作家，怎麼會被瑞典學院這個自詡「富有智慧和閱讀廣泛的評審團」拋棄？
埃斯普馬克指出：「問題的答案就在於這個『健康的』理想性的要求。評審團質疑的是，『像托爾斯泰這樣的作家（作品）那裡其理想性是否健康，因為他也算是鴻篇巨製的《戰爭與和平》中讓盲目的運氣，在世界歷史事件中扮演了如此決定性意義的角色，而在《克萊采奏鳴曲》裡否定了夫妻之間的肉體交媾，而且在他的大量文學作品中不僅否定了教會，而且否定了國家和財產制度，反對人民和個人自衛的權力等等』。」
因為維爾森「對『理想性』這個概念的一種狹窄的意識形態化的解釋，就將這個時期最傑出的作家排除在外了。」（埃斯普馬克）
其實，準則是死的，如何演繹才重要。
換言之，如何真正理解諾貝爾對於「理想的」方向的要求，才是關鍵的問題。
諾貝爾文學獎評選歷史本身就是一連串的努力，如何更好地詮釋這一條有問題的規定，是經過一番掙扎的。
這一評選在歷史中的不同階段，同時反映了在一個不斷更新自己的瑞典學院裡變化的視角和價值觀念。
待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瑞典學院才徹底擺脫了維爾森時期推行的對「理想的」這一概念的狹隘性解釋。
文學史家亨利克．顯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最終為更自由的解釋尋求找到了突破口。
在一九二零年對漢姆生（Hamsun）的評獎進行討論時，顯克微支在發言中強調瑞典學院之前對「理想的」這個詞的解釋「過分狹義」，因這一解釋排斥了「世界文學中一大批偉大作品」。 （說「諾貝爾文學獎」之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