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聯部 鍾毅
歲月是一本不忍讀完的書。翻到1982年9月1日那一頁，彼時年近弱冠的我第一次背上行囊，離家赴中山大學求學，母親帶着自豪又不捨的心情送我出門。她心性善良淳樸，待人謙和大度，雖然目不識丁，卻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傷人感情的話。離別之際，她在我耳邊輕輕地說了一聲：「出門在外，要與人為善。」這一句普普通通的叮嚀，一直在我耳邊迴響了36年。對母親而言，與人為善，是祖德家風。而我轉身離開那個山村，帶走的不僅是綿長的鄉愁，更是母親深切的期望。
二十年後，我被破格晉升為地級市副市長，成為廣東省最年輕的地廳級幹部之一。2002年正月初八早上，我正準備離開原來辦公室赴任的時候，單位的保潔員宋姐拿着拖把和污水桶擋在我辦公室門口，眼含淚花地說：「領導，我一直想感謝您，但沒有機會。聽說您要調走了，讓我再給您拖一次地吧。」宋姐樸實的話語讓我的眼淚奪眶而出，也讓我想起了1998年發生的一件事：當時我是辦公室主任，負責單位分房，所在單位人多房少，很多大學生都分不到住房。因宋姐工齡長，分房的分數高，不少同事向我建議先把房子分給大學生，就不要分給宋姐了，反正她也不知道（宋姐是一位間歇性精神病患者）。我想起母親與人為善的叮嚀，沒有採納同事們的建議，讓她在監護人的陪同下第一個選了最好的房子。近五年時間過去，沒想到宋姐這樣一位特殊而普通的員工依然牢記在心。那一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如冰心老人所說：愛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兩旁，隨時撒種，隨時開花，將這一徑長途點綴得鮮花彌漫，使穿枝拂葉的行人踏着荊棘，不覺得痛苦，有淚可落，卻不是悲涼。
2002年3月的一天，我履新後第一次碰到了「釘子」，幾百人集體上訪圍住了市政府大門口，原因是我簽發的市人民廣場（老城區中心）拆遷通告引起了拆遷戶的不滿。我走到上訪群眾中間，手拿着喇叭同群眾耐心解釋政策，說明政府拆遷的目的和用意，並當眾作出承諾：「人民廣場的拆遷一定會讓大家滿意！」第二天，我到拆遷現場同大家協商，在與一位最困難的孤寡老人交流時，我看到了他臉上的迷茫和絕望：他僅住12平方米的房間，不管按照什麼補償標準，他都不可能購買到新房。隨行部門的負責人向我建議，不如由政府出面將這位孤寡老人安排到養老院去，但我的耳邊又迴響起母親當年的叮嚀。我當場拍板特事特辦，由政府兜底，安排一套一房一廳40平方米的新房作為老人的安置房。此後，僅三個多月時間，500多戶拆遷戶全部簽訂了拆遷協議。作為一名政府工作人員，與人為善不是無底線的同情和施捨，而是原則之內的公平和傾斜。管仲有言：善人者，人亦善之。與人為善，本身就閃耀着道德的大美之光。
市人民廣場拆遷項目是市政府1988年提出的民心工程，歷時三屆政府始終無法落實，我僅用三個月時間就全面完成了拆遷工作，有些市民議論說：「這位從省城空降下來的市長有背景，拆遷戶不敢鬧了，才簽成協議。」也有一些同事問我：「你初來乍到，是用什麼辦法解決這個難題的？」我一直沒有找到具體答案。不過我自此又明白了一個道理：與人為善並非意味着軟弱和妥協，而是意味着剛正和力量，正是這種直指人心的力量超越了一切現代化的拆遷設備。南北朝的蕭綱曾說：一善染心，萬劫不朽；百燈曠照，千里通明。善行是一束照亮人心胸的光，當你胸懷善念，能照亮自己，亦能照亮他人，照亮我們前行的漫漫長路。
2017年的7月和12月，是我到中聯辦廣聯部工作後心情最沉重的日子，陳達明、鄭國雄兩位老領導先後離開了我們。在他們病危期間和彌留之際，我與老幹處的同志帶着領導和同事們的關懷陪伴他們走完了人生最後的旅程。陳達明老社長彌留之際曾諄諄囑咐我說：「凡事不能太滿，滿了就會溢出來，我一生奮鬥、奮鬥，不知不覺奮鬥到100歲，太老了，給組織、你們帶來了負擔。你不要管我了，快點回去上班，幹好你的工作。」鄭國雄老社長彌留之際雖然沒有給我們留下隻言片語，但家屬告訴了我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鄭老是原廣東省委常委、組織部長，他雖身居高位，卻從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把任何一個子女和親戚調進大城市或提拔重用，至今鄭老的4個子女及家屬全部留在家鄉的工廠工作或自己打工。斯人已逝，悲痛之餘帶給我的感動卻終身難忘，他們對黨忠誠、對祖國和人民無限熱愛的高尚情操，令我心嚮往之，也將成為我一生遵循的風向標。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時至今日，我依然記得三十六年前那個雲蒸霞蔚的清晨。母親那一聲溫暖的叮嚀，在許多夜深人靜的時刻乘風破浪而來，教我為人處世的道理，給我砥礪前行的力量。未來的人生之路，我還將一步一步地繼續前行，不忘初心，不忘母親的叮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