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夢
瓷器，是距離你我的日常生活既近且遠的物件：說它近，是因為哪怕在最尋常普通的人家，餐桌上也總能見得到三兩隻瓷碗或瓷杯；說它遠，是因為那些每每深藏博物館中的古代瓷器常難得一見，偶得聽聞，也總是在新聞節目中，某某藏家花費重金從海外購得明代珍奇雞缸杯，或是鑒寶節目裡某位嘉賓買到的所謂元代青花被證實為假而引得當事人唏噓不已。
喧囂與熱鬧之外，我們對於這些與國名同名（China）的器物，其實了解並不多。我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分不清「橄欖瓶」與「觀音尊」的分別，更不用說根據器身上的花紋和圖樣分辨那些瓶罐和擺件出自何朝何代了。
最近，中華書局（香港）出版的《御窰千年》倒是幫了像我這樣藝術初入門者不少忙。作者閻崇年是清史專家，這些專家將興趣和研究重心轉向瓷器，頻繁到訪北京、瀋陽和台北的故宮博物院，亦多次前往古代御窰重鎮江西景德鎮，花費五年時間完成此書。
既稱「千年」，實因作者從宋瓷開始寫起，由元到明再到清，用十六章的篇幅，以編年體的寫法，介紹瓷器在中國古代流變的歷史。與坊間其它介紹中國瓷器歷史的科普類著作相比，此書最顯著的一個特點是對於「工匠精神」的推重。
通常我們見到的瓷器賞析或評鑒作品，總是將大量筆墨用在描摹瓷器之美與奇上，強調某件或某類器物如何造型精妙、釉色與眾不同，《御窰千年》中同樣不乏此類書寫，不過，除此之外，作者亦分出筆墨介紹與器物關聯甚深的人。
書中，作者記述明代萬曆年間的督陶官陳有年治業嚴謹有方，不惜冒犯上之名也要為景德鎮的陶工陳奏艱難景況；而在《清設御窰》一章中，清帝受到明代後期太監督陶而生出禍患之警示，專派官員監督景德鎮御窰燒造事宜，而書中提到的那位名叫王瑛的官員於清代順治時期任職饒州府，正正是景德鎮眾居民的父母官。不過，作者多寫他如何勤勉做事、剛正不阿，卻少寫他如何勉力製瓷，離題略遠，不失為一處小遺憾。雖說作者對王瑛用筆寥寥，卻對清代另一位督陶官唐英落墨頗多，竟專闢一章講述他的生平。
唐英活躍在清朝康熙、雍正及乾隆三朝，可說是見證了中國瓷器發展的最後一次高峰。獲雍正皇帝任命為景德鎮御窰廠協理官的時候，他已經四十七歲了，在這個早已不算年輕的年紀走馬上任，唐英並未敷衍，而是踏實苦學，用整整三年時間閉門謝客，拒絕應酬，鑽研製瓷技法，並在之後二十多年的時間裡踐行之，最終燒製出總計約一百萬件瓷器，不論數量抑或質量都為歷代陶人之冠。
在作者看來，唐英之所以有如斯成就，一則生逢康乾盛世，二來也因為他篤信「創新」的重要性。像是乾隆一朝出現的轉心瓶和專門懸掛於轎子內供人觀賞的轎瓶等，因應時代審美而轉變，不拘泥於既有程式，在造型與釉色上不斷突破，均是前所未見的創舉。試想，若果沒有像唐英和陳有年那樣有心的陶人，中國的千年御窰史恐怕將失色不少。
瓷器之美，不單在其形、其色，也在其背後的傳奇故事。作者既寫器物也寫人，令封存在時光中、收藏於古書和老房子裡的舊瓷器多了情味與溫度，一顰一笑，宛在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