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著名小說家王安憶近期受邀至中大，參與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於2017-2018年度開設的「文學創作」分流課程，教授「創意寫作坊」，與學生交流寫作經驗，並於上月下旬，以「服從與抵抗——小說寫作」為題作了講座。
3月的中大，春光明媚，記者在王安憶的辦公室中與其做訪問，從歌劇聊到偵探小說，又到當下小說創作難出佳作的困境。快人快語的王安憶一針見血：「作者太差！」■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這次王安憶受邀到中大，因為教授的是本科，香港的學生比較多，正好滿足了她接觸香港學生的興趣。「香港學生和內地學生寫作上不大一樣。」王安憶說，「2005年時我也曾在嶺南大學教本科生，當時就覺得，這邊的孩子好像和生活更靠近。內地的孩子吧，可能是生活條件太好了，或者是資訊把他們包圍了，接觸到的好像都是二手的生活。05年時在嶺大，他們交上來的作業，很大部分都是寫當時剛過去的金融風暴，家庭的變遷、人的命運。現在也是，我覺得香港學生比內地學生更善於啟用自己的生活經驗。內地生吧，我覺得實在是生活方式很有問題，老是對着電腦，資訊那麼多，所以寫東西同質性很強。」
「長篇太爛了！」
內地不少年輕人投身網絡寫作之中，作品動輒幾十萬字，人氣高的會獲得影視改編的機會，被打造成「大IP」。對於網文，王安憶表示自己從來不看，對這類小說的體量和形式也持保留態度。「它必須得長，因為它運作的方式就是每天都要更新一定的量，不然就等於『挖坑』了嘛。可是寫作是需要結構地考慮的，不能這樣每天往外吐。這些東西如果能夠更加從容地考慮到結構的問題，考慮到敘事的效率問題，可能會短一點，更加精緻一點。」她又用畫油畫來作比喻：「畫油畫的人會說自己的畫幅不是很大，總是能在手臂可以夠到的範圍裡面，這說明一個人的控制力還是有限，如果無限就沒有形式了。網絡上的寫作，形式感的問題是個問題。」
那中國的長篇小說呢？就算沒有網文每日更新的壓力，現在內地市場上的長篇小說出版也呈井噴之勢，看起來一片繁華。「（中國的）長篇小說其實是個最爛的東西了。」王安憶毫不客氣地說，「因為現在有很矛盾的地方。首先，長篇是最難寫的，對一個作者來說恐怕是最高峰，要先寫短篇，再寫中篇，再長篇。可是現在出版社最需要的是長篇，因為長篇可以出書，可以宣傳，可以銷售，要是短篇他不曉得要把你怎麼辦。所以我們的長篇產量是很驚人的，但是品質差得不得了。其實很多作者的中短篇很不錯，但是中短篇幾乎找不到一個出版的機會。幸好我們還有文學月刊，有雜誌，否則這些中短篇沒有地方露面了。大部分的作者離長篇的道路還遠着呢，可現在都開始寫長篇了，因為出版社要求他寫長篇。」
和自己的經驗保持距離
2016年，王安憶出版了自己最新的長篇小說《匿名》。與《長恨歌》與《天香》充滿現實感的細緻敘事不同，《匿名》玄而又玄，充滿抽象的密碼。在台企上班的吳寶寶，被歹徒意外綁架至遠離文明的深山林窟，後又輾轉流浪到老鎮的養老院、福利院；他所到之處，彷彿是原始的洪荒之所，而所遇見的人，都沒有真實姓名……這到底是新世界中的奇遇，還是現實中的生活？
《匿名》出版後，不少讀者表示難讀、「燒腦」，也有評論人認為王安憶正進行一場新的寫作實驗 。「那麼多年來，像這種比較抽象的東西我也是寫過的，其實我從來沒有放棄過，只是別人沒有注意到，別人注意到的就是《長恨歌》，是比較傳統敘事的。但對我來說，這不是一個特別新鮮的事情，也不像大家所以為的我要去突破一個什麼東西，我沒有這個企圖。」王安憶說，《匿名》雖然被認為是不好讀，卻出乎意料是近年來她的書裡賣得比較好的一本，「可能年輕人反而喜歡讀一些比較有挑戰的東西吧。它不斷在增印，所以現代人讀書的勁頭還是有的。」
從事寫作近40年，王安憶認為自己「走到今天仍沒有倦意」，自己喜歡寫作，也有能力寫作，至於外界的風氣氛圍如何流轉反倒不大去考慮。「很多人問我『你是怎麼堅持那麼多年的？』我覺得『堅持』這個字就用錯了，沒有那麼辛苦，還是很有樂趣的，而且是我唯一有樂趣的，我對其他東西沒有太多的興趣。」
且不說抽像難解的《匿名》，王安憶之前的小說，都似乎遠離自己的日常生活，甚少涉及自己的個人經驗。「我想和自己的經驗保持距離。」她說，「有些作者會把自己的經驗寫進去，我向來是保持距離的。這也有很多原因，可能是自己的經驗也很簡單，還有我還是很重視它的創造性。作者和作者的特質不同，有些作者只有寫自己才能寫好。我則喜歡很客觀地去創造一樣東西。」
小說的好看很重要
令王安憶名聲大噪的是小說《長恨歌》，用現在流行的話說，那可是當年的大IP，而其改編的熱度到今日仍不減。
網上有文章稱王安憶認為《長恨歌》不是自己寫作中特別重要的作品，頗有些否定前塵的意味，可王安憶表示自己從來沒有說過這話。「它對我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在哪呢？說得不好聽，它有點把我推向市場了。其實在《長恨歌》之前，我完全不屬於熱門的作者，它一下把我推到一個很大眾的地方，這和當時的思潮也很有關係。當時剛好上海熱，張愛玲剛剛去世，有很多話題。它也比較好讀，然後又電影又電視的，搞得它非常時尚。」王安憶說，《長恨歌》裡面其實包含了很多類型小說的、通俗的因素，但都並非創作時有意為之。「裡面最重要的一筆反而是最不被大眾所接受的，就是她（王琦瑤）最後的死法。他們覺得死得太難看了。可是如果不是為了這個死法，我前面根本沒有興趣去鋪排的，一切都是為了最後這個結局嘛。」
王安憶說，《長恨歌》的重要在於讓她知道「小說應該是好看的」，影響了她之後的創作方式。而在她自己的閱讀中，也對精彩的類型小說推崇有加，比如英國推理小說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就是她的最愛。「類型小說家首先是建立模式，然後在其中不斷生產。克里斯蒂就像魔術師一樣，在一個模式中不斷地翻花樣；她的案子都是發生在我們最日常的生活中，破案的手段也都是最日常的，用我們的常識來進行。」她認為內地有幾個作家完全可以用類型小說來定義自己，「但他們可能本人也不樂意，你知道，中國作者對類型小說是有牴觸的，覺得它是pop的東西，但在西方，類型小說在出版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為什麼現在中國「好看」的小說少之又少，王安憶一針見血地指出：「作者不行。」
「也是整個文學的生態吧。」她說，「敘事的質量來說，一個是這麼多年有點寫盡了，需要時間；但現在讀者沒有耐心，作者也沒有耐心，大家恨不得每天都有一部很好的小說，不可能的。還有一點，從業人員也不一樣。我們那個時代，80年代90年代，都是比較優秀的人去寫小說；現在則好像是比理科生差的人才去考文科。尤其是內地，整個社會的氛圍是最優秀的人都去商科、理科、工科了，留給文科的人就是比較弱一點，而做小說的人尤其弱。作者不行。寫小說這個事情你還要期待『一個人』產生，有『一個人』，不是一個體制能夠決定的，也不是一個集體可以進行的，如果沒有這『個人』，產生就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