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網上圖片20世紀曾經掀起過一場「凱恩斯革命」，一度被譽為資本主義「救星」、「戰後繁榮之父」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麻省理工學院伊萊沙•格雷二世榮休經濟學教授彼得•特明（Peter Temin）和牛津大學經濟學教授戴維•瓦因斯（David Vines）共同撰寫的這本《凱恩斯思想小史：繁榮的鑰匙》，也許能給我們一些答案。■文：潘啟雯
重新走進凱恩斯
說起來讓人不敢相信。早在2003年，英國廣播公司曾做過一項民意測驗，要求人們指出歷史上最偉大的英國人。調查結果顯示：溫斯頓．丘吉爾高居榜首，戴安娜王妃排名第三。凱恩斯，這位生前獲得眾多美譽的經濟學家，卻沒能進入前100名。
相比之下，當代的中國人似乎比他的父老鄉親更加了解凱恩斯。這不奇怪，從1998年開始，為解決國內經濟持續低迷、消費需求嚴重不足、失業率攀升等問題，中國政府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增加政府直接投資擴大基礎設施建設，以刺激投資、增加就業、帶動消費--這也就是所謂的「宏觀調控」。其時，凱恩斯的大名經常見諸報端，致力於影響經濟政策的各方專家學者更是凱恩斯及其主義的有力鼓吹者。但是，凱恩斯到底是怎麼一個經濟學家、他的經濟思想脈絡是如何發展起來的？顯然，對這位大師，我們知道的其實十分有限，並且大多屬傳說中的「故事」系統。
對此，特明和瓦因斯認為，「凱恩斯的貢獻常常被忽視」、「凱恩斯洞見中相互關聯的諸個方面有助於我們今天處理全球經濟的問題」、「如果更多的人了解並運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這個世界將變得更加美好」。基於這個目的，由他們共同撰寫的這本《凱恩斯思想小史：繁榮的鑰匙》顯得格外特別：其一，誠如其書名所示，這是一部簡要的經濟思想史，但它卻對凱恩斯的理論源流、來龍去脈梳理得頗為全面、精到；其二，得益於問題導向的敘述方式，該書從凱恩斯面對的問題入手，從經濟決策的角度去理解其經濟思想流變。
對宏觀經濟學的參悟
凱恩斯生於1883年，這一年也正是馬克思逝世的一年。他是20世紀最偉大也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他的經濟理論來源於他親身經歷的20世紀的3個關鍵時期：「一戰」後的和平協議時期、「大蕭條」時期和「二戰」時期。實際上，凱恩斯是馬歇爾的學生，並由庇古的指點步入經濟學殿堂的。作為一個跨時代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初期的經濟思想與馬歇爾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但後來的思想幾乎和馬歇爾的思想是對立的。
特明和瓦因斯兩位教授研究發現，「一戰」結束時，凱恩斯負責英國的涉外經濟政策，儘管他當時只有35歲。戰後他作為財政部首席代表參加了英國赴巴黎的代表團，參與後來締結了《凡爾賽和約》的談判。但是在1919年6月底他因為對談判中所發生的事感到憤怒而辭去這個職務。返回英國後，凱恩斯很快寫就了《和約的經濟後果》，展示了凱恩斯從當時到1946年早逝這段時間對世界經濟的看法，包括國際經濟應當如何良好運轉、會出現哪些問題以及扭轉失敗的必要政策等。
在《和約的經濟後果》中，凱恩斯指責道，《凡爾賽和約》是荒唐的，「賠款經濟上不合理，政治上不明智」，它削弱了德國經濟，侵害了戰勝國的最大利益，因為1914 年之前歐洲的福利大部分依賴於德國的經濟增長。另外，鑒於戰後國際資本市場運作的不確定性，凱恩斯設想了跨境轉移現實資源的困難。總之，他認為賠款具有懲罰性，並且最終會行不通；賠款將導致持續衝突而非和平。
除了指責《凡爾賽和約》的荒唐，凱恩斯在《和約的經濟後果》中讚美戰前經濟繁榮時，也流露出了自己對長期經濟增長進程的興趣：第一，技術發展和人口快速增長推動歐洲經濟的產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第二，凱恩斯還發現戰前工人的工資依然很低，而企業的利潤很高，「財富分配的不平等使得固定資產和資本的巨額積累成為可能，這種積累把那個年代與其他年代區別開來」。這與亞當．斯密的觀察一致，即窮人不儲蓄也不積累資源。是富人在儲蓄，是富人在積累資本，這使得經濟增長成為可能。
《和約的經濟後果》當時很暢銷，確立了凱恩斯作為全球公共知識分子的地位，也確定了他後續的研究計劃。凱恩斯說他對戰前世界經濟的描繪，不僅是為了說明當時世界經濟成功的原因，也是為了闡明它有多麼脆弱。他說他「挑選了三四個最重要的不穩定因素加以強調--過多的人依靠這個複雜的、虛假的組織而生存，勞動者階級和資本家階級心理上的不穩定，歐洲食品供應的不穩定，以及歐洲在食品供給上完全依靠新世界」。在餘下的理論生涯中，凱恩斯致力於研究這種脆弱性的原因，並尋找防止其破壞世界經濟增長進程的政策。
要「尋找防止其破壞世界經濟增長進程的政策」，凱恩斯當時參悟到宏觀經濟學不僅僅是微觀經濟學各個構件的大拼盤，而是一門關於諸個市場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價格和數量如何同時被決定的學科。
聚焦現實世界
20世紀20年代的經濟狀況比凱恩斯在《和約的經濟後果》中所預計的還要低迷。那個10年的前半期超級通貨膨脹和銀行危機在整個歐洲蔓延。德國拒絕支付戰爭賠款--它因為戰爭和《凡爾賽和約》而需要承擔的「債務」。法國入侵德國的煤炭和鋼鐵產區，強迫德國支付賠款。德國的應對辦法則是增加貨幣發行量以降低負債，進而導致了著名的超級通貨膨脹。與此同時，英國正減少其貨幣發行量，以便按照原來的英鎊和黃金比價回歸到金本位制。英國通貨緊縮觸發了內部衝突，當政府努力降低工資時，最終導致了總罷工......
當時歐洲這些經濟秩序的變化顯然是為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現成的框架。他堅定指出，要使一個經濟體達到均衡狀態，則若干個市場必須處於均衡狀態。這本身就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古典經濟學的發展，也是從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的重大突破。正如特明和瓦因斯兩位教授所指出的那樣：這源於凱恩斯對經濟危機中現實問題的回應，「在公共服務領域，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們必須感恩於這樣一點：他的興趣是如此地聚焦於現實世界」。
特明和瓦因斯兩位教授深入研究發現，在1929年「大蕭條」之後的嚴峻經濟危機中，凱恩斯放棄了價格靈活可變的假設，轉而調整為更接近真實情況的「黏性價格」入手，果斷地從休謨、馬歇爾等的貨幣數量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傳統中走出。而在《就業、利息或貨幣通論》中，凱恩斯闡明了為什麼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必須把一國經濟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慮，而不能零敲碎打地每次只關注這個整體的一部分，按人或按產業一個一個地加以分析。對此，凱恩斯還提出了三個重要的、富有創新性的概念：「消費函數」、「資本邊際效率」、「流動性偏好」，並在此基礎上逐步構建了系統的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
事實上，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問題的分析當中，凱恩斯有很多閃光的、直覺的理念，但是他的一生太繁忙了，無法親力親為地構建起很多相關方面的理論。相對於構建理論，凱恩斯或許更擅長政策分析，他可能也認識到了這個局限性。他採取的補救措施是，召集一批聰明的、長於經濟分析技術的年輕人加入到「凱恩斯小圈子」，去完成《就業、利息或貨幣通論》中的正式的分析。
凱恩斯還主張以公共部門開支來挽救失業、振興經濟，此種現在看來平淡無奇的思想在當時卻給經濟學帶來新的活力，將經濟大權從神靈手上奪回給人類。
特明和瓦因斯兩位教授還把凱恩斯當作一個人，一個用經濟學服務人類，用哲學思考道德倫理，以文學和數學實現與他人交往的人，而不僅僅當作一個經濟學家來描述：終其一生，凱恩斯似乎還保持了對哲學、藝術的高度興趣，他的研究和社會實踐中也完整體現了其人文關懷和倫理觀。除了「節儉悖論」、「動物精神」這種對道德直覺的冷靜而顯現的智慧，凱恩斯對功利主義的態度也具有強烈的批判和超越精神，他接受功利主義的進步性，但自信已擺脫功利主義的束縛，甚至認為恰恰是功利主義在蠶食現代文明、敗壞道德，破壞大眾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