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東晴
很早就聽說過東江縱隊，但得知擅長文藝片的許鞍華導演要拍這個帶有主旋律色彩的故事，而且是關於東江縱隊護送滯留在港的愛國文人返回內地的故事，我很好奇會有怎樣的呈現。如果以為這部名為《明月幾時有》的電影裡會有護送途中的驚心動魄和槍林彈雨，那真是天大的誤會，因為電影進行到三分之一的時候護送就結束了，而且顯得波瀾不驚，但只要看下去就會發現，許鞍華不愧是許鞍華。今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把最佳電影、最佳導演等5個大獎都頒給這部電影，的確實至名歸。
雖然和許鞍華過往的電影相似，《明月幾時有》也有散文化的傾向，但故事主線其實很清楚。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電影講的是方蘭從一個小學語文教師成長為革命者的故事。除了方蘭，電影裡還有劉黑仔、方蘭母親方伯母等其他許多人物，但這並非岔題，因為人是生活在社會裡的，方蘭回應劉黑仔的稱讚時說--「環境會改變人，也不是所有人都是現在這樣子的」，這些人都是社會的一部分，引領和見證了方蘭的成長。
最能說明一個人成長的一定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特別是需要在自己最心愛的人或事上作取捨的事情。因為這往往關乎切膚之痛，比經歷槍林彈雨要沉重得多。當方伯母因為遞送情報而被日本憲兵隊關押後，方蘭和劉黑仔一起去刺探情況，最後方蘭主動放棄營救。有評論說這是「反高潮」，似乎營救或者不營救都可以，導演選擇不營救是刻意為之。但傷感和傷痛絕不是一回事，故事的發展也有其自身邏輯。憲兵隊總部是日本人駐紮的核心區，守衛森嚴，方蘭母親身上的情報是極為重要的地圖，日本人更不會輕易放過。一旦要營救，必然是一場硬仗，而且絕對沒有把握。更嚴重的是，正如方蘭所說，「萬一出事了，市區中隊和短槍隊，就都沒有了」。從得知母親被抓到設法營救再到主動放棄營救，飾演方蘭的周迅，每一個表情都絲絲入扣，直抓人心，這種成長帶來的痛苦也是痛徹心扉。
這種痛苦之所以成立，也建立在對「特別自私，愛面子，顧自己，可是心腸好」的方伯母的出色刻畫上。影片一開始，她試圖用兩塊糕點說服茅盾夫婦續租，結果並不成功，直接就把糕點拿回來了，其實她珍藏的糕點總共也就三塊而已。方伯母最後死都不說自己認識一同被抓的阿四，我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母性，二是不連累別人的性格。對於第二點，電影裡有一處看似閒筆，但我認為對方伯母的選擇起到了助推作用。那就是她代替阿四去伍記藥店取東西，藥店老闆讓她到後面去等，那裡躺着好幾位受傷待醫治的革命者。因為正視過淋漓的鮮血，方伯母才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犧牲，體現了在那樣一個國難當頭的時代，哪怕是尋常百姓，在渺小中都可以折射出令人肅然起敬的偉大。
類似的閒筆還有很多。比如電影裡關於搜查的戲有三場，方蘭一場，方伯母兩場，方伯母就是因為第二次搜查不過關而被日本人抓了。前兩場是中國人查中國人，最後一場則是印度人查中國人。這也為方蘭所說「不是所有人都是現在這樣子的」，提供了一個新鮮的註腳--亂世裡有些中國人選擇了委曲求全，但在盡可能的範圍內，他們仍會照顧同胞，這是異國人做不到的。這些點滴，並不意在「歌頌」，但的確創造出了一種「認可」，並讓人看到希望。
影片最後，劉黑仔向方蘭告別說：「我告訴你，打從我第一天加入短槍隊，就沒有想過活着出來。」雖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是電影哪怕再驚心動魄，主角都不會死，如何讓主角一路活下來，又能讓觀眾體會到這種生死不定，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這就說到了劉黑仔和戰友為運送槍火、喬裝成送父親回鄉下下葬的一場戲。戰友們一時放鬆警惕互相說笑，讓路邊的漢奸產生了懷疑。前腳才殺了漢奸，後腳日本兵的隊伍就到了。恰恰也正是有了漢奸做了替死鬼，原本藏在草蓆卷裡的槍火才沒有被日本兵發現。這場戲畫面明快，甚至還有些幽默，但其實是命懸一線。劉黑仔把漢奸的屍體抬到路邊草叢後說了一句：很快就見面了。誰和誰見面，在哪見面？「從沒有想過活着出來」，絕不是說說而已。
方蘭和劉黑仔約定勝利後見，但就好像方蘭沒能和方伯母「勝利後見」，方蘭和劉黑仔的這一別也是永別。根據資料，日本投降後的1946年5月1日，劉黑仔在南雄縣界址圩調解民事糾紛時，遭國民黨軍包圍，在突圍時不幸大腿中彈，後染上破傷風而犧牲，年僅27歲。方蘭先後在香港歷經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建國後回到廣東工作，並於1998年去世。這是後話。電影裡，隨着劉黑仔的行船遠去，遠去的山影逐漸清晰，忽地，太平山下現代燈光亮了起來，海上生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