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嘉墓出土的陶製駱駝與牛。西安發現高等級唐代勳貴墓葬群（下）
位於隋唐長安城遺址西南8公里的高陽原，地勢高亢軒敞，南枕秦嶺、北望長安，是隋唐時期京畿民眾一處理想的身後之所。21世紀以來，陝西考古工作者已在高陽原上發掘了千餘座隋唐墓葬，取得了豐碩的考古成果。日前為配合西安城市建設，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高陽原大居安村西側又發掘唐墓5座，這些唐墓中部分墓葬規模較大、葬制較高，是李唐皇室成員或勳臣貴戚使用的一種特殊墓葬形制，其中尤以唐中宗時期戶部尚書、襄武郡公李承嘉墓最為引人關注。■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在五座唐墓中，有一座標號為M6的三天井雙壁龕磚券前、後雙室壁畫墓非常罕見。該墓墓底距地表深約7.8米，墓道長15.3米，東、西兩壁在修整平滑的白灰漿牆皮壁面上，分別繪有雲氣繚繞的青龍、白虎奔行圖，北段壁面對稱繪製儀衛圖。 此墓天井寬大，呈南北向梯形，口大底小，前、後室修築方式為先在地表開挖近方形「斗」狀墓壙，再在墓壙底砌築磚室，由磚砌過道連通。
經過現場勘查，該墓前、後室均不見墓主遺骸，後室磚棺床盜毀無存。出土隨葬品127件組，其中泥質紅陶俑類119件組，以人物立俑、騎馬俑為主，禽畜俑極少，後室填土內出土兩件青瓷四繫罐。
據悉，在唐代，一般品官即使是正一品，只要沒有皇帝的特許，也是不能興建使用雙室磚墓的。高宗、中宗、睿宗時期墓葬等級制度嚴格，陝西關中地區出現雙室墓葬，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據考古工作者推斷，該墓全長超過40米，墓葬規模較大，但與太子、親王、公主及二品以上勳官等葬制相差甚大，應為出身望族的有識之士，或者是三、四品左右的職官，可能因懋績功勳受到皇室嘉獎，得到了皇帝的敕許才敢使用雙室磚墓。否則在天子腳下、有司監管中公然越制營墓，那在當時是要株連九族受到嚴厲制裁的。
據了解，該墓是自2003年發掘唐皇室貴胄隴西郡王李博乂夫婦三室合葬墓以來，高陽原墓地發現的第二座規模較大、葬制較高的唐代勳貴墓葬，目前關中地區發掘此類前、後雙室墓葬不超過30座，是李唐皇室成員或勳臣貴戚使用的一種特殊的墓葬形制。專家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唐代雙室墓葬主要流行於李唐王朝與武周政權前後轉換的特殊時期，有着深刻而複雜的社會政治背景，是專政者們為穩固其統治地位相互鬥爭而採取的一種籠絡仕宦人心的政治手段。最初的雙室磚墓由單室磚墓改建而來，可能是禮制創新的結果，在唐高宗、武周時期得到迅猛發展，到中宗時期雙室磚墓反而成為平反昭雪的工具，而隨着李唐政權趨於穩固，雙室墓在開元末年前後逐漸退出唐墓形制序列。
李承嘉墓誌載述隴西望族顯赫地位
唐中宗朝戶部尚書、襄武郡公李承嘉墓是此次發掘的五座唐墓中，唯一身份清晰的墓葬。該墓為四天井四壁龕磚券單室壁畫墓，全長30.4米，第二、三過洞東、西壁設置龕室，四個壁龕均被盜掘，殘存隨葬品60件組，以畜禽俑為主，人物俑、騎馬俑與明器等極少。除甬道口磚、石兩道封門皆被破壞外，墓室亦被毀嚴重，四隅殘存有山石風景圖壁畫，墓室西部磚棺床磚立沿多被揭毀，殘存寥寥。
該墓雖然損毀嚴重，但是卻殘留下了一方墓誌銘。根據墓誌銘信息同時檢閱兩唐書等史籍，考古工作者確認墓主係唐中宗朝戶部尚書、襄武郡公李承嘉。其先祖在唐高祖時因功被賜姓李氏成為隴西望族，隨後長盛不衰，祖父李寬在唐高宗時官拜太常卿、上柱國、隴西公。
雖然家族顯赫，但李承嘉的一生卻跌宕起伏充滿戲劇性。據悉，李承嘉一生主要活動於高宗和武周時期，他備受武則天恩寵，得賜「恕十死」的榮寵。及至中宗朝，李承嘉又因鎮撫朝野、安定時局之功，官至御史台大夫、戶部尚書等職，再度受到「賜鐵券、恕十死」的殊榮，成為中宗時期一位重要政治人物。然而，在擔任御史大夫期間，李承嘉黨附女皇武則天的侄子、時任兵部和禮部尚書武三思，荼毒忠良，製造「五王」冤案。唐中宗駕崩之後，臨淄王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發動政變，幫助唐睿宗李旦恢復李唐，睿宗隨即「以三思父子俱有逆節，制令斫棺暴屍，平其墳墓」。作為武三思黨羽的李承嘉在謀殺「五王」冤案中干係重大，雖然已死，但依然難辭其咎，被李唐王朝官方合法的「摧骨毀墓」。
「官方毀墓」揭秘名門之後生死劫
經過對五座唐墓進一步的發掘和研究，考古工作者發現，此次發掘的標號為M4、M5和M6的三座墓葬雖然都遭到嚴重盜掘破壞，但卻有着共有的特點：石門毀壞僅存零散殘件、磚室幾乎被毀不存、鋪地磚及棺床砌磚被揭、完全不見墓主遺骸，這些都與唐昭容上官婉兒墓被毀如出一轍。其破壞程度不似單純的盜墓攫物所能及，因此判斷這幾座墓葬應是當時「官方毀墓」所致。據悉，所謂「官方毀墓」，是指皇帝親自命令和有司衙門按慣例處理的毀墓行為，是一種政治行為。那麼，這三座墓葬究竟是何時被毀，又因何被毀的呢？遺憾的是，只有李承嘉存有墓誌，可窺探出其墓被毀的時間和緣由，其餘兩座墓葬因為沒有墓誌佐證，所以其被毀的時間和原因已無從考究。
專家表示，這些被毀唐墓年代正值武周政權回轉李唐王朝的特殊時期，前有「神龍革命」，後有「唐隆政變」。最高統治者出於威懾政治對手的動機，自武則天至唐代宗時期的一百餘年間裡，「官方毀墓」的現象最為集中和突出，其被毀者多為當朝重要的政治人物。縱觀李承嘉一生，「公始為員外，中為郎中，終為尚書」，曾經顯赫一時，兩獲皇家賜贈免死鐵券、采物瑞錦的殊榮。但暮年遭貶外放，卻也飽受顛沛流離的淒苦，終落得個「霧露成疾」客死他鄉的下場。死後雖然一度還官歸葬故里，但身處李唐王朝特殊的政治環境中，終究還是擺脫不掉墓毀骨摧的悲切結局，這種命運既是他身陷政治泥潭的無奈之舉，更是對其趨炎附勢殘害忠良的懲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