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春梅。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當第一次坐了72小時的硬座火車從新疆來到北京上大學時，青春懵懂的學霸朱春梅沒有想到自己將來會從事兒科專業，而且會在兒科「痛並快樂着」到如今。但是在高考之前，她心裡就已經扎下了對醫學夢想的根，所以選擇了北京醫科大學（現北大醫學部）。而今，身為北京市政協委員、首都兒科研究所（以下簡稱兒研所）呼吸內科主任醫師的朱春梅不僅對兒科呼吸系統疾病有深入研究，而且還在政協履職中提出很多關於改善醫護人員待遇等方面的提案建議。朱春梅在接受專訪時表示，政協不僅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平台，還極大開闊了自己的視野，讓自己有更多的機會代表群眾發出呼聲，為改善中國醫療環境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政協不僅是一項榮譽，更多是一份責任感，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早上十點的首都兒科兒研所，一如既往的人聲鼎沸，夾雜着兒童哭喊聲和家長詢問聲的門診大廳，無時無刻都在體現着中國內地兒科醫療資源的緊張。作為國內頂尖的兒科專門醫院，兒研所在為北京當地兒童服務的同時，很大一部分資源用以承載來自全國各地的危重症患者，這也讓兒研所的醫療資源緊張情況更為突出。
因孩子的笑容留在兒科
走過長長的排隊候診人群，來到朱春梅所在的兒童呼吸科。雖然已經過了查房時間，但是護士站的護士們依然非常忙碌。在這裡，醫療資源緊張更是體現在床位不足、兒科醫生緊缺、兒科醫護人員不足等多方面。
隨着二胎政策的放開，中國內地兒科資源緊張狀況變得日益突出。由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中國醫師協會兒科醫師分會在2016年聯合發佈的《中國兒科資源現狀白皮書》顯示，城市每千名兒童兒科醫師數為0.57名，農村為0.47名。在中央深改組審議通過的《關於加強兒童醫療衛生服務改革與發展的意見》中，2020年每千名兒童兒科執業（助理）醫師數要達到0.69名，而要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兒科醫生數量還有超過八萬名的缺口。
「我們當時畢業選擇科室的時候，選兒科的就非常少，我們班44人只有2個人選了兒科，我就是其中之一。」朱春梅說，在自己從業之初，兒科就存在收入偏低、科室在綜合醫院不受重視、兒科醫生發展機會較少的情況。當被問及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還要選擇兒科時，朱春梅說，因為喜歡看到孩子們純真可愛的笑臉，「感覺成功治癒一名兒童患者，讓他們恢復健康歡樂，有更多的成就感。」
高負荷低收入 期待醫療環境更好
在兒科工作的二十多年，朱春梅見證了兒科醫生緊張狀況的加劇，同時也深深感受到了兒科醫生工作壓力越來越大、收入低、超負荷的困境，「勞動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壓力大，責任重，極大地阻礙了兒科的發展，也是造成兒科醫生緊缺的重要原因。」
1998年高等教育改革中，醫學院的本科教育取消了兒科專業，以臨床醫學專業代之，兒科學則成為臨床醫學專業其中的一門課程。兒科專業招生的減少直接導致兒科醫生的供給相應減少，同時也使兒科醫生在學術和事業上的發展也受到影響。
作為兒研所呼吸內科主任醫師，朱春梅除負責管理呼吸科病房之外，每周還要出四個半天的專業門診，每天門診至少要診治60名患者，出完門診回到病房還要趕緊處理病房危重患兒，「加班是常態，正常下班是意外。」兒研所門診一年365天全年無休，朱春梅說從業20多年來，也已經習慣了兒科這種節奏，她形容在兒科的工作就是「痛並快樂着」。
朱春梅說，雖然自己有20天的帶薪年假，但從沒休完過，「能夠連續休一個星期就是奢望。因為工作太多，休假長了就要有更多同事協調替班，太難了。」在兒研所呼吸科，原本有40張病床。迫於患者數量太多，醫院又擠壓騰出了幾間醫護人員的辦公室、休息室改造成病房，使床位增加到了60張，但依然杯水車薪。朱春梅說，每到冬天呼吸系統疾病多發期，樓道裡都加滿了床，卻仍然一床難求。
作為在新疆建設兵團出生長大的兵團後代，朱春梅身上透露着一股沉穩和堅韌。她說，自己最為虧欠的是父母和孩子，因為北京與新疆路途遙遠，特別是自己休息時間太少，不能在父母膝前盡孝。而對孩子，作為母親很少有時間關心孩子學習，與同齡有母親時常陪伴的孩子相比，自己的兒子從小就更為獨立。而今，她的兒子以優異成績考取了北大醫學部本碩博連讀，這讓她非常欣慰。朱春梅相信，等兒子畢業從醫時將面對更好的醫療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