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越明
前些日子翻閱了近年出版的兩部書信集，一是范用的《存牘輯覽》，2015年9月北京三聯版，二是《羅孚友朋書札輯》，2017年8月海豚版。二者的相同處在於，前者是出版家，後者是名報人，因而交遊廣闊，往來均為作家、詩人、評論家、書畫家或學者，出自這些著者或作者的信札，他們都悉心保存且予以整理，所以其中一部分能在身後被選編成書問世，以饗讀者。但以書裡的編注而言，很難稱盡責到位，感覺有負於這些信札的價值。
之所以重視書信集的編注，是因為這些信札如同文物一般，隨着時光的流逝，其文史價值將越來越高。
信札，是人類文明進展至一定程度的產物。若計年歲，信札在人際書面文字傳播方式中的資格最老，可謂「古已有之」。在中國古代，書信多是靠驛傳遞送的。周代已在各大要衢設置郵傳館舍。多年前有學者考證，殷甲骨卜辭中可考的驛傳館舍名稱，不下三十餘處。據說還不能確知商代是否有璽封之制，是否已有普通書信，但可以肯定的是，當時已有信奴，他們騎馬乘車，盡快將各種資訊報告殷王。
中國古文化中，書箋、信函、彌封、驛傳，儘管名稱各異，但涵意相同，都是書信的概念。唐代著名詩人王昌齡有詩云：「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燕。」貞觀年間，用朝鮮厚繭紙製作信函，形若鯉魚，兩面俱畫麟甲，腹中可藏書信，名曰「鯉魚函」。詩裡的「雙鯉魚」，即形若鯉魚的信札。此外，還有三國葛玄與河伯書信往返，令鯉魚充當信使的傳說。因之，信札在詩文中常被雅稱為「魚函」 、「鯉封」，信函也稱「魚書」。信使則稱為「魚燕」。傳說中不僅鯉魚傳書，大燕也傳書，故而又稱信使為「魚燕」，也叫「鴻麟」。
從古到今，手寫的信函，是人類使用最悠久也最普遍的書面文字傳播手段。近代有了電的發明，此後逐漸產生電話、電報、電傳、傳真等現代化的電子傳播手段，對人們通過信札溝通和交流有一定的影響，但不顯著。上世紀九十年代互聯網技術成熟及普及，佈告板（BBS）、電郵等相繼出現，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際傳播形態，書信成了較為小眾和特殊的交流手段。尤其新世紀以來，當手機成為網絡用戶的終端，短信、微信大行其道，除了部分公函，所有交流都無須展箋動筆，私人信札即便尚未絕跡，也成罕見之物。
一些社會名流及文化人過往的信札，除了互通音問、索文求稿外，也交流所見所聞，還表達率直的議論，有些雖三言兩語，也切中肯綮，往往是他們發表的文章所難見到的，因而彌足珍貴。京城一文友十年前著書，從名家信札探究文壇風雲，別有洞天。往後，這類研究或更引人入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