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少康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執行主席
持續半年之久的香港黑色暴亂，造成大量始料未及的暴力事件，不斷打破人們對於法治社會底線的認知，香港青少年的教育問題也日益凸顯，年少懵懂的思想不應再被惡意敵對的勢力洗腦。作為新生代，香港青年擔負着祖國和香港的未來，國家主席習近平更是明確提出「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為了香港青年未來更好地發展，我們需要立足當下，看清這場暴亂的本質，解決其中存在的社會矛盾。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2019年施政報告中指出「房屋是香港社會目前面對最嚴峻的民生問題，也是部分民怨的根源」。從發展局「2019年施政報告-有關土地供應的措施」中了解到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只有16平米，同時，透過《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的研究，預計香港長遠直至2046年仍欠缺至少1,200公頃用地，即超過60個維多利亞公園的面積。
這意味着香港成為了一個居住成本非常高的地方，中國有一句話叫「安居樂業」，如果年輕人連居住問題都解決不了的話，又談何樂業，而這已經變成了青年人奮鬥中遇到的突出問題。
在香港過去的二三十年中很少發展相對成熟的互聯網公司，但反觀現在的內地市場，騰訊、阿里巴巴等互聯網企業發展得如火如荼。我們不禁要思考，為什麼香港有着優越的自身條件，卻未能率先趕上互聯網科技發展的潮流？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資金充沛，它的開放，又能夠吸引內地乃至全球頂尖的人才資源。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都是世界一流大學，能夠為科技產業提供科研支撐。這些優勢卻都未能讓香港成為科技、互聯網的歷史選擇，這又是為什麼呢？
筆者認為，香港有資金、人才、科技等創新資源，卻沒有創新生態。香港頂尖大學頗多，每年在智能控制、新材料、生物科技等領域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卻很難進行市場轉化。例如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大疆的創始人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學學習期間就開始了遙控直升機課題的研究，但由於缺少香港政府及風險資金的支持，汪滔最終於2006年選擇在深圳創辦公司，並最終成就了全球最大的民用無人機企業。
香港其實早在1999年互聯網泡沫盛行時期就已進行過產業創新的嘗試，香港政府更是批准了大型數字科技社區「數碼港」項目，並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50億港元。1998年，時任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率先提出，香港「要成為在發展及應用資訊科技方面的全球首要城市，尤其是在電子商業和軟體發展上處於領導地位」。但發展至今，效果卻不盡如人意。香港的經濟很大程度上仍然靠包括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的四大傳統產業支撐，這也反映了其作為殖民管治時期貿易港的過去。現在的香港除了金融就剩下房地產了，房子賣到了10多萬一平米，但是對於大部分只拿着一萬多或是兩萬多工資的大學生情何以堪呢？
同時，香港的市場較內地或歐美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來說也相對較小，再加上香港是一個高度壟斷的地方，香港人就業還可以有很多選擇，但是創業就很困難。據福布斯中文網報道，創新理念和創造性人才通常只有在大都市才能找到，城市變成了創新的溫床。例如惠普公司於1939年成立於美國帕羅奧多市的那座車庫，現在是一個私人博物館，猶如一座謙遜的紀念碑，紀念着成本低廉的創意和赤裸裸的企業家精神，正是這些讓矽谷日後得以揚名。但如果車庫花費數百萬美元，又怎麼在車庫裡創業呢？而這也就是香港目前面臨的困境。在矽谷很多大的公司都是從車庫裡面出來的，但是在香港要買一個車庫，可能四年都買不到，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香港的創業成本是非常高。很多年輕人的熱情活力自然無法得到張揚，那麼他們就會比較壓抑。
因此，修例風波可能只是歷史長河中的偶然事件，但長期處在香港這樣環境下的年輕人就會藉此機會發洩心中的不滿。但是並不會因此就認為他們非常的暴力，80、90後的年輕人，基本上都是在互聯網中長大的，在香港高壓的生活環境下，他們的父母大多因生活的壓力而忽略了與子女的溝通。所以隨着互聯網社交平台的普及，當代青年反而缺少了與朋輩面對面接觸、溝通的時間。當突然有一天，大家可以一起在互聯網上歡呼或在群體中感到極大認同感的時候，他們覺得這是一件新鮮且興奮的事情，能夠讓他們多餘的精力揮灑淋漓並因此感到樂此不疲，但當有一天這種烏托邦式的「聚會」結束的時候，他們反而會覺得很失落。可是如果在100個或是1,000個年輕人中做抽樣調查，五大訴求的法律基礎在哪裡，估計能說出來的人或能達到及格的人，1%都不到。
總的來說，對於這批極具活力的年輕人，只要他們有多一點的社會閱歷，以後這個社會依舊屬於年輕人。借用毛主席曾說過的一句話，社會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歸根到底世界仍屬於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