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12-06] 何謂「思想貪污」？

徐 唐

　最近，某大狀又有新議論，他指民間團體支持《公安條例》的意見書之中，有一句話談及「立法嚴、執法寬」是「立法的原則、執法之指南」，於是大張撻伐，說會造成偏差，其中一個例子，是學生因被疑違反《公安條例》而被拘捕，為什麼特區政府在此之前的幾百宗非法遊行寬容執法，在現階段又嚴厲執法呢？他從而作出結論，如果選擇性地執法，是一種與法治精神背道而馳的行為，這是討好某些政治集團，是思想貪污。

　思想貪污是一個大帽子，原來控告學生違反公安條例是選擇執法，是思想貪污，不控告是有法不依又是思想貪污。這是一個道德敗壞問題，也應是刑事問題。語言貌似平和，實際矛頭指向律政司長，殺氣隱藏。

　立法時條文必然要準確，要有足夠的涵貍吽A同時，也要區分不同程度、不同情況，作出規定。一般情況要如何規限，嚴重情況如何規限。無意地觸犯如何處理，蓄意地觸犯又如何處理。個別人受影響如何處理，整個社會受到危害又如何處理。常態之下如何處理，非常狀態又如何處理。情況千差萬別，立法之嚴，在於嚴格區分不同情況，作出不同的量刑尺度，要把最壞的情況也考慮到，特別是《公安條例》，涉及國家安全、公眾安全、社會秩序、市民的遊行集會自由和保障公眾的權利和自由，一定要把量刑與破壞公安秩序最大的危害性後果考慮在內。某些條文，只會在社會癱瘓、公共秩序失控才會用。這些條文存在有威嚇力，可以遏止搗亂香港的勢力越軌，保證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也保障了市民的公共安全。在執法的時候，當然要視情勢執法，在社會受控時，可寬鬆一些。當社會癱瘓失控時，嚴謹一些，按社會失控之條文處理。這樣理解公安條例，是合適的。

　某大狀提到為何有三百多次遊行違反了《公安條例》，為何不控告？這位大狀作為法律團體之頭頭，應該知道有關案情，就是他們遊行之初，設想不會超過卅人，結果遊行時又有其他人加入，但超過人數不多，警方立即向這些遊行者提出警告，他們與警方合作，問題就解決了。有些人未有通知警方而遊行，走在馬路上，人數不超過三十人，警方勸喻之下，他們合作，回到行人道上遊行，問題又解決了。這都是依照法律的寬嚴尺度野i範圍而作的寬鬆執法，對社會有好處。有沒有人非法遊行而被拘捕呢？在遊行集會之時使用了暴力的人，不服從警官不能進入某些指定範圍的指令的人，包括「五四行動」和攻擊政府總部的人，都作出起訴，學聯示威被起訴的案件中，不純粹是學生被拘，曾健成和「五四行動」的成員也同案被拘，並非有針對性只拘捕學生，某大狀指控特區政府「立法嚴，執法寬」，選擇性執法是不成立的。學聯的問題是多次宣言不會執行《公安條例》的通知制度，挑戰法律。政府已經對學聯「執法寬」多次，多次勸喻，但學聯的邏輯是，以前次次都不通知便遊行，以後也要不通知遊行，成了凌駕法律的特權公民。這便出現了大狀所講的「導致法律失去公信力和應受的尊重」。所以，警方拘捕學聯示威者是有理據的。警方執法一定有彈性，先勸喻，再執法，這對所有市民都一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與警方合作，聽從勸喻的，不會起訴；屢勸不改，挑戰法治的，應該起訴。大狀認為這種先勸喻再起訴的作法，是執法標準不一，是與法治精神抵觸，懷疑受私利、偏袒和貪污所左右，可能諂媚某個當權者或政治團體。這完全不是事實，只是誤導公眾的迷惑性言論。以思想入罪是危險的，大狀公然影射特區政府的執法人員和律政人員有選擇性執法，並舉了兩個例子，都是缺乏證據和說服力的，一句思想貪污，將使執法人員蒙上不白之冤。誰去判決哪些人有怎樣的想法，而這些想法又與思想貪污有關？普通法的刑事案都講證據，講客觀科學性。以思想定罪是反民主的，反法治的，出自法律團體頭頭之口，令人驚慄。請問，一天有多少人觸犯法律？為何該法律團體，偏為學聯被控學生說項，又不為同案的無證者、政黨人士說項，這是不是選擇性地干預司法公正？是不是偏向某些政治團體？又是不是思想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