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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2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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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筆 身份改變了 作家承擔社會職責


http://www.wenweipo.com   [2005-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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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永起

 「這一次來香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不斷有人問,到底作家在社會上的角色是甚麼?有甚麼功能?」馬來西亞華文作家黎紫書說。

 浸會大學主辦的「國際作家工作坊」,邀請了9名世界各地作家來港交流,來自中國內地的蔣韻、台灣的駱以軍和馬來西亞的黎紫書也在其中。這天和三位作家一起聊天,談到對香港的印象,黎紫書馬上這樣回應,顯得有忿忿。

不能量化,就得消失?

 「不論是記者,還是大學生,都在問同一個問題,好像香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就是不論甚麼東西都要秤一秤,以量化來計算。如果不能量化的,或者是說不出甚麼功能的,就可以消失一樣。」她說,即使要量化,也逐漸被其他更多功能取締。

 黎紫書的話,令記者不得不想起種種面臨消失的事物。整片整片被鏟走的舊區、古蹟等,或許就是現代社會因無法量化其功能,而遭滅頂之災的事物吧?

 蔣韻指出,作家與社會本來是不可分割的,但是當作家投入社會之中時,他的身份便不是作家,而是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身份去承擔社會責任。

作家的雙重身份

 這叫人想起了台灣的「族群平等聯盟」。

 這個成立於今年台灣總統大選前的聯盟,參與者都是赫赫有名的人士,除了召集人是名導演侯孝賢外,還有朱天文、朱天心等台灣著名的作家,及其他文化人。他們追求的便是在泛藍泛綠的局勢下,對各個不同族群的平等。

 駱以軍說:「他們拋下作家的身份,投入這個社會中,為社會爭取族群的平等,是因為他們看到台灣日益分化。」然而對他們來說,在這個階段便不再是作家了。

 駱以軍以朱天心為例子:「像天心的作品本來是跟社會非常隔離,寫的是後現代、很多符號,風格十分華麗。可是當時局這樣發生的時候,她不可能再去改變自己的文章風格,用魯迅式的文章來批判社會。他們選擇參加社會運動,去談族群問題,去談左翼的人道關懷,可是他們的文學創作就停掉了。」

 提起筆,便是一個作家;放下筆,也就放下作家身份,以知識分子去投入這個社會。

 蔣韻說:「知識分子是對社會有承擔,在某個關鍵時刻會跳出來的,但是作家不是這樣,也不應該這樣。」

文學旨在「發言」

 但是在紛亂的時局中,不論作家還是知識分子,在社會的定位是怎樣呢?對於香港的作家,或知識分子,在不同時局,要用甚麼方法來投入社會呢?

 蔣韻指:「文學不是用來影響社會,達到某一種目的,或許報告文學可以。」還有內地曇花一現的「問題小說」,然而這種企圖以文章來改變社會的作品,最終也未能成氣候。但另一方面,內地著名作家韓少功卻創辦了《天涯》雜誌。

 「為甚麼要辦《天涯》呢?就是要發言。許多社會上的問題,都是《天涯》關注的,如現在內地民工問題,最先提出來的也是《天涯》。」

 「作家和知識分子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文學關懷和社會承擔的概念也是不可混淆的。」蔣韻說。

 馬來西亞華文作家黎紫書表示:「我們會在作品發表與時局相關的內容,或是批評政府。而政府對我們採取放任態度,或者說是放逐,是處於一種自生自滅的狀態中,既不去規管,卻也有創作的自由。」在時局相對穩定的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們也就沒機會投入社會運動,然而作品中描寫的社會,透露出一種文學關懷。

 「身為記者的自己,會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同時是《星洲日報》高級記者的黎紫書說,不去預設讀者,也不把文學作品當成一種工具。「沒有想過,或預設自己要在社會中承擔些甚麼責任,或改變社會的某些情況。」

「內向世代」式作家

 或許,作家在面對社會的變動時,也會覺得迷惑。黃錦樹曾經以「內向世代」來稱駱以軍等上世紀90年代冒起的作家,借用的是日本「內向世代」作家的稱號。「『內向世代』是日本戰後第二代、第三代的作家,他們不比戰後第一代的作家那樣,處於一個崩塌社會,價值毀掉,而是到了一種內化階段。」駱以軍說,就像他自己也處於這麼一種狀態:「我不理解邪惡,不知道為甚麼會這樣子,充滿了迷惑。」

 「我可以形容像陳水扁這樣的人是妖魔、是撒旦,可是台灣有一半的人是這個妖魔的信徒。對於我來說,這些人並不完全是處於對立的陣營,可以互砍那麼簡單。」駱以軍表示,用文學來處理的時候,時局並不是楚河漢界那麼分明,而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但毫無疑問的是,作家與社會無法分隔。駱以軍透露自己正在策劃一部長篇小說,以夏朝為時代背景,然而卻會把現在的台灣放進故事中,描寫當中的那一份狂熱與混亂。

投身社會運動

 除了文學方式處理外,從政治方面著手,投票、參加社會運動,都是知識分子和公民應盡的責任。就像「族群平等聯盟」,朱天文、朱天心等人熱心投入這個運動。再遠一點,我們也不會忽略詩人拜倫,是如何熱血沸騰地投入戰爭中,去追求他所認同的正義。

 或許拜倫獻身於當下的歷史,也寫過不少激勵的詩篇,但一個作家在社會中,要考慮的是當下的事件,還是別的呢?

 「年輕時看過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群魔》(The Possessed,亦譯《附魔者》),裡面所描寫人性的恐怖、殘忍,那種類型的人,和自己現在在台灣看到的狂熱的民粹分子十分吻合,作者在100多年前就已經十分深刻地描繪出來了。」駱以軍說,早年曾是狂熱的反動分子,走在革命浪潮的前面,然而當他流放西伯利亞之後,他所思索的不單單是革命的問題了。

為何會變成這樣?

 農奴主是不是一定是壞人?農奴是不是一定遭到迫害?推翻沙皇後,烏托邦便能來臨嗎?然而為甚麼俄羅斯的人民,還是要經歷長時間的痛苦?這個世界並不是黑白分明的。於是杜斯妥也夫斯基所能做的,便是把人民的那種發燒的狂熱放大,不論在當時,還是在現在,台灣也好,香港也好,我們看到這種狂熱分子,也就領悟到杜斯妥也夫斯基描寫的那一份深刻。

 還有巴爾扎克、卡夫卡等人,從他們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社會的深層思考。或許,作家獻身於社會,投入各種運動之中,表達各種不同的訴求。只是作為一個作家,思考的並不是對當下對與錯的判斷,而是要去考慮一個終極的問題:

 「到底這個世界在發生甚麼事?為甚麼會變成這個樣文學雜誌不好辦?

 不只是香港,內地的文學雜誌,情況同樣惡劣。

 《天涯》是海南省一本創刊多年的老文學雜誌,經歷了80年代的風光期。走進90年代,《天涯》也面臨著種種問題,最嚴峻的,莫過於每期開印500份,實際發行的卻只有寄給作家的100多份。在這種景況下,我們幾乎可以想像到雜誌社的暗淡前景。

人文精品成典範

 1995年內地著名作家韓少功任社長,實行改革,從而使暮氣沉沉的《天涯》躍升為內地最負盛名的人文精品刊物之一。香港某份報章曾經這樣描述這本刊物:「小說家韓少功1995年出掌《天涯》,將其迅速打造成內地文化界極具影響的文化雜誌……有意思的是,這份由作家操辦的雜誌,文學創作卻乏善足陳。」

 然而,《天涯》的成功,卻正正是從文學雜誌成功轉型為文化思想雜誌的典範。刊登思想隨筆的欄目「作家立場」,成為許多學者與文會友的地盤,市場化問題、全球化問題、環境問題、教育問題等,社會上的種種問題都是《天涯》所關注的,這也促生了一大批作家化的學者,與學者化的作家。

民間語言登雅堂

 另外,民間的智慧也成為雜誌轉型後的另一關注點。「民間語文」將老百姓的日常語言創造登上大雅之堂,包括日記、書信、民謠等。

 自改版後,《天涯》備受國內外文壇的注目,更被《新民晚報》列為1996年國內文壇十事之一,1997年被《書城》評為全國十二種精品雜誌之一。如今雜誌社囊括了各個領域的作者,如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法律學家、歷史學家及人文學者、作家、藝術家。先後在雜誌上撰文的名家多不勝數,如張承志、戴錦華、翟永明、張元、朱大可等。

族群平等行動聯盟

 成立於2004年1月11日的「族群平等行動聯盟」,由文化界、社運界及學界等不同界別聯合組成,召集人為著名導演侯孝賢。其他文化界成員還包括有:林懷民、柏楊、朱天文、朱天心、幾米、楊照、成英姝等人。

 「族群平等行動聯盟」的宣言是:「反操弄、反撕裂、反歧視」,指出凡台灣境內諸島與之居民均應享有平等的待遇,決定個人的生活方式權利。

民族須和解

 如今台灣泛藍泛綠陣營壁壘分明,這種陣營的對立,在台灣總統大選前後尤見激烈。聯盟召集人侯孝賢在宣布聯盟成立的時侯,便指出政治人物對族群的挑撥與撕裂的行為,令人不安。而聯盟的成立,便是希望串聯起社會各界的有志之士,追求民族平等、和解。

 侯孝賢強調,聯盟絕不是偏幫哪一邊,完全是以監督者的身份,隨時提出糾正與反應。成立至今,聯盟也屢次參與有關族群的行動,如聲援因台灣副總統呂秀蓮就原住民的言論而發起的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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