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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永起
「這一次來香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不斷有人問，到底作家在社會上的角色是甚麼？有甚麼功能？」馬來西亞華文作家黎紫書說。
浸會大學主辦的「國際作家工作坊」，邀請了9名世界各地作家來港交流，來自中國內地的蔣韻、台灣的駱以軍和馬來西亞的黎紫書也在其中。這天和三位作家一起聊天，談到對香港的印象，黎紫書馬上這樣回應，顯得有忿忿。
不能量化，就得消失？
「不論是記者，還是大學生，都在問同一個問題，好像香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就是不論甚麼東西都要秤一秤，以量化來計算。如果不能量化的，或者是說不出甚麼功能的，就可以消失一樣。」她說，即使要量化，也逐漸被其他更多功能取締。
黎紫書的話，令記者不得不想起種種面臨消失的事物。整片整片被鏟走的舊區、古蹟等，或許就是現代社會因無法量化其功能，而遭滅頂之災的事物吧？
蔣韻指出，作家與社會本來是不可分割的，但是當作家投入社會之中時，他的身份便不是作家，而是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身份去承擔社會責任。
作家的雙重身份
這叫人想起了台灣的「族群平等聯盟」。
這個成立於今年台灣總統大選前的聯盟，參與者都是赫赫有名的人士，除了召集人是名導演侯孝賢外，還有朱天文、朱天心等台灣著名的作家，及其他文化人。他們追求的便是在泛藍泛綠的局勢下，對各個不同族群的平等。
駱以軍說：「他們拋下作家的身份，投入這個社會中，為社會爭取族群的平等，是因為他們看到台灣日益分化。」然而對他們來說，在這個階段便不再是作家了。
駱以軍以朱天心為例子：「像天心的作品本來是跟社會非常隔離，寫的是後現代、很多符號，風格十分華麗。可是當時局這樣發生的時候，她不可能再去改變自己的文章風格，用魯迅式的文章來批判社會。他們選擇參加社會運動，去談族群問題，去談左翼的人道關懷，可是他們的文學創作就停掉了。」
提起筆，便是一個作家；放下筆，也就放下作家身份，以知識分子去投入這個社會。
蔣韻說：「知識分子是對社會有承擔，在某個關鍵時刻會跳出來的，但是作家不是這樣，也不應該這樣。」
文學旨在「發言」
但是在紛亂的時局中，不論作家還是知識分子，在社會的定位是怎樣呢？對於香港的作家，或知識分子，在不同時局，要用甚麼方法來投入社會呢？
蔣韻指：「文學不是用來影響社會，達到某一種目的，或許報告文學可以。」還有內地曇花一現的「問題小說」，然而這種企圖以文章來改變社會的作品，最終也未能成氣候。但另一方面，內地著名作家韓少功卻創辦了《天涯》雜誌。
「為甚麼要辦《天涯》呢？就是要發言。許多社會上的問題，都是《天涯》關注的，如現在內地民工問題，最先提出來的也是《天涯》。」
「作家和知識分子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文學關懷和社會承擔的概念也是不可混淆的。」蔣韻說。
馬來西亞華文作家黎紫書表示：「我們會在作品發表與時局相關的內容，或是批評政府。而政府對我們採取放任態度，或者說是放逐，是處於一種自生自滅的狀態中，既不去規管，卻也有創作的自由。」在時局相對穩定的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們也就沒機會投入社會運動，然而作品中描寫的社會，透露出一種文學關懷。
「身為記者的自己，會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同時是《星洲日報》高級記者的黎紫書說，不去預設讀者，也不把文學作品當成一種工具。「沒有想過，或預設自己要在社會中承擔些甚麼責任，或改變社會的某些情況。」
「內向世代」式作家
或許，作家在面對社會的變動時，也會覺得迷惑。黃錦樹曾經以「內向世代」來稱駱以軍等上世紀90年代冒起的作家，借用的是日本「內向世代」作家的稱號。「『內向世代』是日本戰後第二代、第三代的作家，他們不比戰後第一代的作家那樣，處於一個崩塌社會，價值毀掉，而是到了一種內化階段。」駱以軍說，就像他自己也處於這麼一種狀態：「我不理解邪惡，不知道為甚麼會這樣子，充滿了迷惑。」
「我可以形容像陳水扁這樣的人是妖魔、是撒旦，可是台灣有一半的人是這個妖魔的信徒。對於我來說，這些人並不完全是處於對立的陣營，可以互砍那麼簡單。」駱以軍表示，用文學來處理的時候，時局並不是楚河漢界那麼分明，而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但毫無疑問的是，作家與社會無法分隔。駱以軍透露自己正在策劃一部長篇小說，以夏朝為時代背景，然而卻會把現在的台灣放進故事中，描寫當中的那一份狂熱與混亂。
投身社會運動
除了文學方式處理外，從政治方面著手，投票、參加社會運動，都是知識分子和公民應盡的責任。就像「族群平等聯盟」，朱天文、朱天心等人熱心投入這個運動。再遠一點，我們也不會忽略詩人拜倫，是如何熱血沸騰地投入戰爭中，去追求他所認同的正義。
或許拜倫獻身於當下的歷史，也寫過不少激勵的詩篇，但一個作家在社會中，要考慮的是當下的事件，還是別的呢？
「年輕時看過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群魔》（The Possessed，亦譯《附魔者》），裡面所描寫人性的恐怖、殘忍，那種類型的人，和自己現在在台灣看到的狂熱的民粹分子十分吻合，作者在100多年前就已經十分深刻地描繪出來了。」駱以軍說，早年曾是狂熱的反動分子，走在革命浪潮的前面，然而當他流放西伯利亞之後，他所思索的不單單是革命的問題了。
為何會變成這樣？
農奴主是不是一定是壞人？農奴是不是一定遭到迫害？推翻沙皇後，烏托邦便能來臨嗎？然而為甚麼俄羅斯的人民，還是要經歷長時間的痛苦？這個世界並不是黑白分明的。於是杜斯妥也夫斯基所能做的，便是把人民的那種發燒的狂熱放大，不論在當時，還是在現在，台灣也好，香港也好，我們看到這種狂熱分子，也就領悟到杜斯妥也夫斯基描寫的那一份深刻。
還有巴爾扎克、卡夫卡等人，從他們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社會的深層思考。或許，作家獻身於社會，投入各種運動之中，表達各種不同的訴求。只是作為一個作家，思考的並不是對當下對與錯的判斷，而是要去考慮一個終極的問題：
「到底這個世界在發生甚麼事？為甚麼會變成這個樣文學雜誌不好辦？
不只是香港，內地的文學雜誌，情況同樣惡劣。
《天涯》是海南省一本創刊多年的老文學雜誌，經歷了80年代的風光期。走進90年代，《天涯》也面臨著種種問題，最嚴峻的，莫過於每期開印500份，實際發行的卻只有寄給作家的100多份。在這種景況下，我們幾乎可以想像到雜誌社的暗淡前景。
人文精品成典範
1995年內地著名作家韓少功任社長，實行改革，從而使暮氣沉沉的《天涯》躍升為內地最負盛名的人文精品刊物之一。香港某份報章曾經這樣描述這本刊物：「小說家韓少功1995年出掌《天涯》，將其迅速打造成內地文化界極具影響的文化雜誌……有意思的是，這份由作家操辦的雜誌，文學創作卻乏善足陳。」
然而，《天涯》的成功，卻正正是從文學雜誌成功轉型為文化思想雜誌的典範。刊登思想隨筆的欄目「作家立場」，成為許多學者與文會友的地盤，市場化問題、全球化問題、環境問題、教育問題等，社會上的種種問題都是《天涯》所關注的，這也促生了一大批作家化的學者，與學者化的作家。
民間語言登雅堂
另外，民間的智慧也成為雜誌轉型後的另一關注點。「民間語文」將老百姓的日常語言創造登上大雅之堂，包括日記、書信、民謠等。
自改版後，《天涯》備受國內外文壇的注目，更被《新民晚報》列為1996年國內文壇十事之一，1997年被《書城》評為全國十二種精品雜誌之一。如今雜誌社囊括了各個領域的作者，如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法律學家、歷史學家及人文學者、作家、藝術家。先後在雜誌上撰文的名家多不勝數，如張承志、戴錦華、翟永明、張元、朱大可等。
族群平等行動聯盟
成立於2004年1月11日的「族群平等行動聯盟」，由文化界、社運界及學界等不同界別聯合組成，召集人為著名導演侯孝賢。其他文化界成員還包括有：林懷民、柏楊、朱天文、朱天心、幾米、楊照、成英姝等人。
「族群平等行動聯盟」的宣言是：「反操弄、反撕裂、反歧視」，指出凡台灣境內諸島與之居民均應享有平等的待遇，決定個人的生活方式權利。
民族須和解
如今台灣泛藍泛綠陣營壁壘分明，這種陣營的對立，在台灣總統大選前後尤見激烈。聯盟召集人侯孝賢在宣布聯盟成立的時侯，便指出政治人物對族群的挑撥與撕裂的行為，令人不安。而聯盟的成立，便是希望串聯起社會各界的有志之士，追求民族平等、和解。
侯孝賢強調，聯盟絕不是偏幫哪一邊，完全是以監督者的身份，隨時提出糾正與反應。成立至今，聯盟也屢次參與有關族群的行動，如聲援因台灣副總統呂秀蓮就原住民的言論而發起的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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