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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依依
丁新豹把記者領進偌大的辦公室時，說：「在這裡做訪問吧，夠亂。」早晨的暖暖陽光，透過薄窗簾，灑向滿桌文件、一地圖冊、掩不上門的書櫃……。那場面，可謂之「亂」。但更叫人驚訝的，是這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的閱讀材料，如此繁雜多樣。
「你看，這兒什麼垃圾書都有。研究歷史，不能只看一段，慢慢擴闊，會發現歷史資料很多元。」「垃圾」二字，丁新豹當然不是當真；他的讀物，更可能被視若珠寶，例如——孫中山的畢業試卷。
被偉人的試卷震撼
最近，甘棠第要籌建成孫中山博物館，丁新豹為找相關資料，幾個月前到了倫敦，一處名為Welcome Trust的基金會，內裡藏有孫中山於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康德黎所捐出遺物，成立醫學史檔案。文物之一，就是該份試卷。
「捧著那份卷，啊，」他嘆道：「百感交集。怎能想像，有一天會拿著孫中山—一位高得猶如神一般的偉人的試卷？真是很震撼……」丁新豹說著，徐徐跌入時代的緬懷中。
檔案佐證孫文蒙難
檔案之內，康德黎又存有一封當時香港輔政司駱克所寫的信。
「孫中山曾致函駱克，問：政府是否不歡迎我回港？檔案中的信回覆，說：你別回來了，回來我們即會拘捕你。信交孫逸仙博士，下款，是駱克的簽名。」
一封信，正好印證黃宇和所著《孫逸仙倫敦蒙難真相》裡，香港政府於孫文廣州起義失敗後，頒下了不許他回港的遞解令。
「於是，正被通緝的孫中山只得四處逃亡，到了倫敦，差點被騙入當時滿清政府駐英大使館，偷運回中國。後來才得康德黎營救。這段往事，黃宇和教授考據得很仔細。」
黃宇和並提出，普遍認為是孫中山所撰的《倫敦蒙難記》，應是康德黎所寫。「他比較過英語行文，並非孫文手筆；也訪問了康德黎後人，證實由康德黎所寫。」
丁新豹說：「歷史研究正是要全面、客觀。縱然，中國人傳統上，有為親者諱，有為賢者諱。」
如今，史學研究或許就更全面了：「例如以色列美國學者史扶鄰(Harold E.Schiffrin)，所寫《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以自己說法、其身邊人對他的看法，來研究中華民國革命史。此有別於由革命黨人所寫的，提出了新穎見解。」讀書仍對孫中山尊敬有度，卻更深入、客觀。
珍貴的密探記錄
以孫文為研究對象，香港有其優勢。「可以利用殖民地檔案CO129。那是港英政府和英國殖民地部就香港政策交換意見、領受指示的通信。原件現存英國，香港則保留了微縮菲林，當中很易查到當時香港政府對孫中山的立場。如那份遞解令。」
仍不足夠？更有日本的秘密檔案。「孫中山有相當時間在日，日本政府得知他要推翻滿清，要知其行蹤、制定立場，又欲革命事成後與新政權建立交情，因此派出密探跟蹤，甚至來到香港。」
密探的隱秘記錄，現已曝光。「特別的是，當中孫中山何時在哪裡？這些連他自己亦不會記得的資料，為了報告，密探都準確記下了。」某年月日，孫中山從神戶乘坐哪艘船，哪天到了香港，哪天轉到上海，與何人相見，如今又成了研究的素材。
日佔時期，為香港保存了大批書籍的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陳君葆，所寫日記，也是難得的香港史另類教材。
「日記橫跨時間闊，從一九三幾年至一九五幾年，由他的角度，可看到當時的香港。其中一些特別事，如1941年許地山之死，他大篇幅地提及，其中資料，平時很難找到的。」
不斷更新歷史課題
每逢策劃一個展覽，丁新豹就研究一個新歷史課題。早前展出有關秦漢二朝的《戰爭與和平》，他就著手研究兵馬俑反映的戰亂時代、禽畜造形器物表達的文景盛世。
「這是香港歷史博物館，圍繞的是香港史，這又與華南史有關，旁及的廣東、福建、湖南、江西、廣西也要照顧。」
對香港史、華南史的興趣，丁新豹早在寫博士論文時，已經萌發、茁壯。
「我最初在藝術館工作，研究歷史畫，乃十八、十九世紀，外國人或中國人所畫的、當時廣州、澳門、香港等商埠的情境。我研究畫的歷史，慢慢對珠三角地區的近代史產生興趣，便著手了解，1841年至1870年間，香港開埠初期，華人南遷來港的社會。」
「我們希望舉辦的展覽有序列性，可以交代歷史脈絡。要是對歷史沒有廣闊認識，很難做好。」在研習過美術考古的丁新豹手中，畫也成了讀歷史的工具了。
「我們素來讀中國文學，亦會涉及歷史和儒、釋、道等哲學思想，但一直忽略了重要一環——美術。中國藝術反映了哲學、文學，因為古代畫家，大部分同是文學家，例如蘇軾，詞文俱佳，又會作畫。中國人的文學與美術修養，是分不開的。」
由近代中山先生，至宋朝詞人；從英倫，而神州，越扯越遠了嗎？這正是丁新豹的閱讀人物路線圖。知識有如拼圖，丁新豹說：「缺了一塊，都不全面」。俯拾間，他盼望拼湊出一個個時代，社會文化的縱深與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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