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2-26] 62年10萬人逃港潮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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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多萬人湧入深圳，6萬多人偷渡出境，5萬多人被收容遣返。深圳市最新解密的檔案文件，披露了1962年4月深圳（當時叫寶安縣）出現一股聲勢極之浩大的逃港潮秘辛。經過了20多年的改革開放，內地出現舉世矚目的巨變。今天，再來回顧這段大逃亡的歷史，委實令人感慨萬千。

　今年12月13日，原寶安縣委書記李富林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逃港一直屢禁不止，但1962年出現的大規模逃港風波，「來勢洶洶，簡直有點招架不住！」

　1962年這次逃港風波，共有10多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湧入深圳，6萬多人偷渡出境。這場風波驚動了周恩來總理，最後通過強行遣返、憑證明購買到深圳的火車票等措施才逐漸平息。

最多一天八千人外流

　解密的寶安縣委《關於制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匯報》等文件顯示，1962年4月26日開始，在寶安縣（1979年撤縣改為現在的深圳市）由東至西150多公里長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奔向邊境線，伺機進入香港。每天傍晚，從各地湧到寶安邊境外流的一般有4、5千人，最多的一天達8千多人。

　文件稱，這次逃港持續時間長，波及面比較大，惠陽、東莞外流成風，廣州、南海、台山、海豐、潮安等62個縣（市）及全國12個省市自治區的群眾亦相繼聞風而來。

　寶安境內通向邊境的鐵路、公路客運突然緊張，5月中旬達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據統計，從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時間裡，共10多萬人次湧入深圳，51,395名來自12個省、62個縣市的外逃未遂人員被收容遣返。

　為什麼出現這麼大規模的逃港潮，除了天災等原因之外，文件稱當時傳出謠言說「英國女皇誕辰，大赦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戰快打了」，不少群眾錯誤地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後很快就給家裡寄錢了，他們充滿憧憬，不顧一切冒險前行。寶安縣公安局的調查反映，當時逃港人群普遍存在「不過黃河心不甘」的思想，不聽勸阻，盲目地成群結隊而去。

　據寶安縣外事辦的統計，1962年從4月下旬至5月23日，外流出境的總人數約6萬人次。據英方宣佈：從4月底至9月底，由陸地邊境成功偷渡的估計約有1.2萬人。逃到寶安的有10多萬人。

邊防管理寬鬆 出逃容易

　文件稱，1961年8月底開始，據傳在寶安縣委書記李富林的帶領下，寶安縣與香港發展「小額貿易」，搞局部的「對外開放」，邊境管理較為寬鬆。

　李富林在接受採訪時詳細分析了這次發生逃港風波的原因。他說，全國那幾年普遍遭遇嚴重的自然災害，當時的經濟工作政策存在一些錯誤，糧食減產，生活困難，部分地區群眾吃不飽。4月份正處於青黃不接的時候，一些群眾失去克服困難的信心，盲目地認為逃到香港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外流人員中大部分是因經濟生活困難而外流的，特別是廣東惠陽、海豐兩縣。

自然災害導致民眾外流

　寶安縣公安局事後調查形成的《寶安縣有關外流情況綜合材料》顯示，1961年8月底，寶安縣實行的對外開放，放鬆邊防管理，是這場逃港風波的主要原因。

　放鬆邊防管理為解決群眾的生活、生產資料，促進生產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但當時邊防管理制度不完善，一些政策放得過寬，出現漏洞，如邊防證件批准簽發權下放給公社，公安業務部門抓得不緊，控制不嚴，管理不到位，造成混亂。後來邊防部隊撤消了相當部分的沿海口岸警衛檢查崗哨、對沿海沿邊一線控制不嚴等，造成邊防管理鬆亂、有邊無防，給外流造成了可乘之機。

粵港生活差距誘人出逃

　當時，正值廣東城鎮壓縮人口，廠礦相繼停產，中技學校停辦，產生了大量富餘人員。據統計，1962年頭5個月，東莞縣壓縮城鎮人口1,180人，精簡職工8,773人。這些人不願意回農村，想去香港尋找出路。寶安縣委《關於制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報告》中透露，這部分人約佔當時逃港人流的20％左右。

　李富林回憶說，當時，香港經濟突飛猛進，許多建設需要大量廉價的勞動力，過去流港的大多給予頒發香港身份證，粵港經濟的巨大差距導致一些群眾渴望逃港。

大學生當指揮 持木棒強衝關

　文件披露，梧桐山是逃港群眾的集散地，流出或是被遣返回來的逃港群眾過半聚集在梧桐山。

　1962年4月29日凌晨，邊防哨兵向寶安縣公安局反映，有批人聚集在梧桐山。寶安縣公安局抽調6名幹部、邊防民警支隊抽出2人組成調查工作組，配合當地一些民兵積極分子共14人扮成外流群眾，分成兩個小組，分別進入梧桐山進行摸底。

　經過一天一夜調查發現：聚集在梧桐山共有三批人約達400人。第一批到達的有300多人，絕大部分是惠陽縣淡水地區人。他們說，從淡水到達梧桐山已經過了3個晚上，他們有組織、有指揮，當總指揮的是一名大學生。到下午6時多，這班人就逃往香港新界方向去了。另兩批人從橫崗方向上山，這兩批人共100多名，除了小部分是惠陽、廣州等地人外，其餘大部分是海陸豐、潮州等地人。他們走了幾天路才來到梧桐山，準備在當晚越過新界去……

　調查組最後形成的報告顯示，這幾批人大多數是17至40歲的青壯年，有男有女。他們每人均持有一條4尺多長的木棒。他們的總指揮說：「在衝到邊界時，不論誰要阻撓我們的話，我們不得退步，要用棍與他們搏鬥繼續衝過去，甚至開槍也不要後退掉隊，誰掉隊就要用棍打誰。」

粵調萬名官兵 協助遣返工作

　文件披露，到港群眾的增加，馬上引起港英當局的注意。1962年5月6日開始，港英當局加強對行人的盤查，凡沒有證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實屬於偷渡後，立即遣返。得知逃到香港無望，一批長期「住」在深圳戲院門口的群眾乾脆不走了，「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這裡算了。」

　這次逃港風波驚動了中央，周恩來總理對此作了重要指示。為了迅速制止群眾大批外流，廣東省委負責人親自來到寶安現場指揮，組織遣送逃港群眾返鄉。

廣東省委組織遣返

　1962年5月22日開始，廣東從各地抽調萬餘名官兵，對從港英遣返回來的群眾、滯留在邊境的外流群眾堅決遣送回鄉，同時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東莞石龍、寶安龍崗等通往邊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設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員。從5月22日至7月8日止，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員回鄉。廣東很多地方規定，只有憑單位證明，才能購買到寶安的車船票。

　6月19日，東莞縣委發出指示，對參與外流的國家機關幹部、教師一律開除公職，是黨員的一律開除黨籍；對參與外流的農村基層幹部，視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或停止職務的處分。群眾逃港傾向逐步放緩。

逃港潮回溯

　上世紀50至70年代期間，中國內地曾因爆發難民潮，大批內地人士湧入本港。逃港潮大致上可分為四波：

　第一波：國共內戰時期，大批民眾因逃避戰禍湧入香港。

　第二波：新中國建立初期，不少地主、廠家和國民黨人士逃往香港。

　第三波：1959年至1961年，因中國內地出現饑荒，導致民眾逃港。

　第四波：文革期間亦有一大批內地百姓湧入香港。

　香港人口在這幾十年間，由60多萬增加至550萬，其中接近85%人口是從第二波移民潮開始來港的內地居民，或這批移民在港出生的後代。

新聞背景：「抵壘政策」吸引大量勞工

　港英政府年代，曾採取「抵壘政策」（Touch Base Policy），針對大陸來的偷渡客政策規定，偷渡者如果成功抵達市區，就不會被遣返，並獲發身份證。該政策始於1962年，那時內地發生饑荒，5月初，突然有數以萬計內地人，在新界各個邊區湧進香港。港府派出的軍警，起初並沒有大肆堵截，還派麵包給他們吃，協助他們在粉嶺﹑上水登上往九龍的火車。港府當時「歡迎」他們的目的，是基於這些人能翻山越嶺而來，多是年輕力壯的青年人，而本港的輕工業開始起飛，工廠需要大量年輕力壯的青年人，新移民有助降低工資成本。　■資料來源： 金羊網—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