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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田 資深評論員
教育是生命的傳承，一個生命影響、感動和感應、印證和傳承另一個生命。問題也正在此，可能在「生命和生命」接觸中，局限了學生的生命，以至師生雙方的生命。
「傳承舊生命、塑造新生命」
教育的兩難，是既希望新生命傳承舊生命，不要數典忘宗，又希望新生命真真正正成為整全、自主自動的生命，可以獨立面對人生和世界，不必依賴舊生命和舊生命的資源、事功和基業。傳承舊生命的成功，意味著塑造一個新生命的失敗。塑造一個新生命的成功，意味著傳承舊生命的失敗。教育面對這個永恆、不可能全面解決的兩難困境。
這個兩難困境中，人不能兼得世界之美，只能選擇（如果可以選擇的話）一個傾向，形成一個模式，按其總體特性、規律和邏輯運作，兼容並蓄那個傾向和模式的正面和負面，在中西文化和歷史的多種背景（Multi-context）中求取時空割切下的自然應然形態，接受這個「自然應然形態」的現實，順勢而為。這意味著因教育的取向而需要重新界定「生命」、「傳統」和「現在」的定義、意義和自然應然形態，亦即重新界定「教育」的定義、意義和自然應然形態。
打破教育這個兩難的困境，產出「傳承舊生命、塑造新生命」的新一代，產出「跨越和融合傳統和現在」第三種生命，是多種背景交叉運作下的異數，而且永遠偶然因素在，不是理性主義可窮其究竟。
二三十年來，香港的教育由百年的「精英教育」質變為多元、開放、自由、平等的「類公民社會普及教育」，官方和民間各層主事者、決策者和執行者卻對教育的本質、特性和兩難沒有基本的認識。由「精英教育」質變為「類公民社會普及教育」，一是一個百年過渡，一是具香港特色的難題。這兩層面「乾坤大挪移」和「交叉感染」，可能是人類教育史上的特例，一如香港是人類歷史上的特例，有普世通性，也有本身特性、規律和邏輯。
教育轉型是教育意義的重新界定
香港教育和香港現象一理分殊，各有各的目的和結構，各以各的規律和邏輯運作，但又互為表裡，互相配置和扯動。從幾十年浩如煙海的文件和會議可見，各層主事者、決策者和執行者幾十年來在推行由「精英教育」向「類公民社會普及教育」轉型時，完全沒有進入教育的深層次本質、矛盾和問題，沒有從中西文化歷史看香港和香港教育。他們完全感覺他們主持教育轉型，是在進行一場重新界定「生命」、「傳統」和「現在」的定義、意義和自然應然形態，一場重新界定「教育」的定義、意義和自然應然形態，一場重新界定「香港」和「香港現象」的定義、意義和自然應然形態。
香港自覺選擇一個傾向和模式，按其總體特性、規律和邏輯運作，兼容並蓄那個傾向和模式的正面和負面，在中西文化和歷史的多種背景（Multi-context）中求取時空割切下的自然應然形態，接受這個「自然應然形態」的現實，順勢而為。香港教的成功，是「拿來主義」的成功，簡單由西方抄些分科專業之學，不顧分科專業之上的跨科人文通識。分科專業之學也是應用的、技術性的，不顧專業之學的理和來歷。在分科專業之中，香港可以產出世界一流的學生。香港的精英，就是這種「拿來主義」的「應用的、技術性的分科專業」精英。
官方和學術界應思考教育改革
幾十年來向「類公民社會普及教育」的轉型，是由這類精英主事、決策和執行。他們由最表層的應用出發，起於應用層面也止於應用層面，照投外來理論和理念，以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搞教育轉型和改革，把主力放在制度、系統和結構，訂下目標、政策、指引和程序，以為按本子辦事、跟足政策、指引和程序就可以到目標。對於外來理論和理念是怎樣從別個社會產生出來的，後面有什麼歷史和文化的有機因由，預計可以到什麼果、要付出什麼代價、接受什麼負面效果，怎樣把外來理論和理念放在香港的現實的多種背景（Multi-context）中思考和觀照，他們完全有涉獵。不論贊成或反對某些具體的政策或改革，官方和學術界同樣犯上這個問題。這是整個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本欄每周三刊出)（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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