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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良臣
讀唐德剛《胡適雜憶》，其中由國外大學校園一些男女大學生的趣聞軼事，又聯想到他們那個時代男女大學生談情說愛的生活：「筆者大學時代，男同學中春情發動的酸葡萄便曾在女生宿舍的外牆上，大做葡萄詩曰：『一年級俏；二年級傲；三年級放警報；四年級沒人要』」（一百八十五頁）
認真起來，我不知是否可以說，這其實就是兒歌的延伸，是大孩子們的「兒歌」。
「小狗」「被賣」很高興
筆者小時候也唱過一些兒歌，特別是一到月色皎潔的夜晚，正是孩子們瘋鬧的好時光。記憶中，那時候最喜歡玩的遊戲就是：一個大點的孩子打頭，後面的孩子都是一個牽著一個前面小夥伴的後衣襬，成一隊形，在那不大的場地上一邊來回轉著圈兒，一邊齊聲唱著也不知流傳了幾十幾百年的兒歌：「好大月亮，好賣狗，賣給人家打燒酒，走一步，喝一口——你還買狗不買狗！」有時那個打頭的大孩子還故意問旁邊站著看熱鬧的大人：「你買不買狗？」惹得大家都是笑，包括那些要「被賣」的「小狗」們，也是樂不可支。
後來隨著年紀增長，然後又幾十年過去，真正能記住的也就所剩無幾了。不過，真有人要我整理，弄個十首八首，還不成問題。
每個成人都有孩提時代，往往也都有自己的「兒歌」，可孩子們編唱的歌兒在不少大人看來，往往就是「胡編」「胡鬧」。即便這「胡編」「胡鬧」的對象也包括了那大人自己的童年，一些人對這「胡編」「胡鬧」也還是並不認可——不惜否定自己天真的孩童時代。正因此，像汪曾祺先生這樣的小說、散文大家出來為孩子們說話，為孩子們的「胡編」「胡鬧」（當然也包括為汪先生自己的小時候）「正名」，乃至大唱讚歌，也就越發顯得難能可貴。
我們知道，對於書、畫、文章皆通的汪曾祺先生，與其稱他為優秀的小說家，莫如稱他為優秀的散文家，而不少人也常常把他的一部分小說當作散文來讀——好像他自己也認為自己的散文比小說寫得好。這就像啟功，別人認為他的書法好，可他卻偏愛自己的丹青，認為自己的畫好。據說他是因當年畫後題款寫得不好才練字的。又如齊白石，曾自稱書優於畫，詩優於書。這樣算來，他的畫就要排在他自個兒「手藝」的第三位了；按齊老先生自己排列的秩序，就應該稱他為大詩人、大書法家，然後才是大畫家。我不知白石老人在世時最終對自己的木匠手藝怎麼看，是不是他的「詩書畫」也要讓位於他的「木工活」？
當然這是笑談。回過頭來還說汪曾祺。
舊知識分子V.S.「老頑童」
汪先生一生為孩子為兒歌說過多少好話，唱過多少讚歌，我沒作過統計，不得而知。可我至少知道，在他活著時就一版再版的散文集《蒲橋集》中有《童歌小議》有《踢毽子》等，不僅為孩子們的兒歌大唱讚歌，而且還把兒歌提到了創作的高度來進行評價，希望作家們能像孩子們學習。孤陋寡聞如我，真不知這個世界上是否還有別國的哪位著名作家像汪先生這樣喜歡兒歌，讚美兒歌（印象中，小說家林斤瀾先生，在文章中也專門談到一些孩子信口唱出的誰也搞不懂是什麼意思的兒歌，但沒有像汪先生這樣如此讚美）。
據了解他的人說，汪先生是個「老頑童」。讀他的有些散文，也驗證了這一點。再看一位老聯大學生何兆武先生的口述《聯大七年》，彷彿進入「時光隧道」，看到了汪曾祺先生當年的一些情形，很傳神：「我同宿舍裡有位同學，是後來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級，年紀差不多，都十八九歲，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時候他頭髮留得很長，穿一件破的藍布長衫，扣子只扣兩個，趿拉著一雙布鞋不提後跟，經常說笑話，還抽煙，很頹廢的樣子，完全是中國舊知識分子的派頭。」（見二○○五年第十期《書屋》雜誌）
汪先生到老回憶起兒童時代居然還是那麼生動、有趣，乃至活靈活現。他能寫出一篇《踢毽子》，甚至能寫出踢毽子時的一招一式，我想會讓不少中老年作家吃驚。
不懂之懂是真懂
對於兒歌，汪曾祺承認「這些歌是孩子們『胡編』出來的」，但對這些「胡編」出來的兒歌，他不僅充分肯定，還稱這些在有的大人看來是多麼幼稚的東西「是所謂『天籟』，所以都很美。美在有意無意之間，富於生活情趣，而皆朗朗上口」（這也正是汪先生的一種審美觀）。汪曾祺認為兒歌中的「胡編」乃至「胡鬧」也是一種創造，因此「應該鼓勵孩子們這樣的創造性」。他還提出：「作家應該向孩子學習。學習他們的信口胡編。」在汪先生看來，「不懂之懂，是為真懂。」不知這是否與陶淵明說的「好讀書，不求甚解」有點相通，或說還有點「模糊數學」的味兒。汪先生又接著說，「學習孩子們的滑稽感，學習他們對於生活的並不惡毒的嘲謔態度。直截了當地說，學習他們的胡鬧。」還說，「但是胡鬧是不易學的。這需要才能，我們的胡鬧才能已經被孔夫子和教條主義者敲打得一乾二淨。我們只有正經文學，沒有胡鬧文學。再過二十年，才許會有。」
文章讀到這裡，讓我想起錢鍾書，想起他的那本出版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據傳曾受到過批判的《宋詩選註》，想到錢先生在這本選註前有篇序文。錢氏在序文中談到宋人學唐詩和明人看宋詩，先說：「有唐詩作榜樣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這個好榜樣，宋代詩人就學了乖，會在技巧和語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時，有了這個好榜樣，他們也偷起懶來，放縱了模仿和依賴的惰性。」
接著，錢先生實際上是批評明人：「瞧不起宋詩的明人說它（按：宋人）學唐詩而不像唐詩，這句話並不錯，只是他們不懂這一點不像之處恰恰就是宋詩的創造性和價值所在。」我想，今天的大人們不應該還學明人——而幼稚如孩子們的那些「胡編」乃至「胡鬧」，大約也如對於唐詩而言的宋詩，正是那兒歌的「創造性和價值所在」吧。
從汪先生對兒歌的讚美，至少我個人體會到，汪先生對人世、對藝術的理解，汪先生的思想境界，都是大大超越了很多弄藝術搞寫作的人的。尤其是如果沒有一顆童心，如果沒有把心貼近孩子，如果沒有超凡脫俗的思想境界，如果對孩子們的那種所謂「胡編」「胡鬧」不是站在人類和人性的高度去看、去思考，是絕不會有這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驚人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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