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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開朗基羅畫的名畫《亞當的創造》。
文：李澤銘
自1859年，達爾文（Charles Darwin）提出震撼世界的進化論（evolution）後，圍繞人類起源的爭論從未休止。最近，美國教育界又再為此泛起漣漪，75名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科學教授向俄亥俄州教育委員會發出聯署信，支持民主黨眾議員Tom Sawyer對某些保守派人士擾亂進化生物學教育的批評。
教育是影響下一代觀念的重要因素，其內容自然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兩派的角力場，所以類似爭論在美國本屬常事。然而，具強烈保守傾向的美國總統布什在2000年上台後，教育和科研受政治介入的力度大增，而且傾斜向保守的方向。壓力雖大，反抗一方也非省油的燈，科學界的抗議聲浪從未減弱。
進化是事實 而非假說
Sawyer其實今次大力抨擊的對象並不是布什，而是智能設計理論（Intelligent design）的忠實支持者Deborah Owens Fink。亞克隆大學（University of Akron）市場學教授Fink是美國著名的反演化論者，最近她希望推動俄亥俄州教育委員會，通過新公立學校科學教學大綱，要求教師向學生介紹挑戰進化論的學說。上年11月，美國堪薩斯州也通過了類似的法案，結果被全美最大的科學教師組織美國科學教育中心批評為「美國科學教育的悲哀」。
科學界的激烈反彈，除了不滿科學理論被扭曲，同時亦擔心本已與宗教和政治分離的科學再被收編，勾起中世紀教廷打壓科研的慘痛回憶。進化論經過近一個半世紀的演化，至今已成為現代生物學的基礎，質疑進化論所牽動的是分子生物學、遺傳學、古生物學和人類學等多個重要學科的根本。
討論進化論時，有一點需注意，該理論作為一門科學發展至今，學術界主要討論的問題是生物如何進化，而非生物有否經歷進化。生物化石的出土，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成就，一致證實所有生物都曾經歷進化，也正在進化中。
1996年，羅馬教廷的科學院也同意，進化論是一種理論，而非假說。當然，教廷在這方面的態度還是有些搖擺，早前教宗本篤十六世便因不滿梵蒂岡天文學家喬治．柯尼多次在公開場合反對智能設計論，擁護達爾文進化論而將其解僱。本篤十六世的保守態度雖然使科學界感到失望，但其處理手法，與中世紀教皇的火刑相比，已屬相當文明。
智能設計論的宗教背景
近年被宗教人士高舉的智能設計論其實並不是甚麼新鮮事物。早在希臘時代，哲學家已開始辯論複雜論紛紜的世界是否由超智慧的設計者所製造，古希臘哲學的代表人物，如阿里士多得和柏拉圖等人均有留下相關論述。然而，把智能設計添上基督教色彩的，就不可不數18世紀神學家威廉．派里（William Paley）提出的「鐘錶匠比喻」（watchmaker analogy）。
派里在其傳世傑作《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中提出了「地上執到錶」的學說，在當時甚具說服力。他指出，如果在地上拾獲一塊石頭，我們可以合理地相信它本來在此（其實根據嚴格的創造論，石頭也是上帝所造）；但如果在地上拾到一隻手錶，如果我們仍解釋這個複雜而精密的物件本來就在此，或經風化侵蝕等自然力量隨機併合而成，就顯得不太合理。派里的理論風行至今，其間雖然受到少許修改（例如設計者可以不是神，而是其他超自然力量），但其中心思想仍舊預設了一名更高層次設計者的存在。
派里的比喻看似簡單而合理，但極其量只可在哲學或宗教層面上解釋世界，而且其邏輯推論也存在一些無法修補的缺憾。他所用的類比法雖然是十分有效的教學和宣傳手法，但並不是嚴謹的科學方法，硬把人造的鐘錶與自然繁衍的人類和動植物拉上關係並不恰當。
另外，若無物的存在之先預設了一位（或多位）設計者，此推論暗喻了比這位設計者更高階的設計者的存在，然後無窮往上推，始終也無法論證一位最終設計師（即上帝）的存在。
即使撇除上述複雜的邏輯推理，單純討論智能設計在科學中的位置，恐怕也沒法得到多少科學家接納。全美兩大科學組織美國科學院和美國科學促進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曾多次發表聲明指智能設計為「偽科學」。
上年9月，堪薩斯州教育委員會表決新公立學校科學教學大綱前夕，38位諾貝爾獎得主向外發表公開信，指智能設計論的核心內容預設了無法被證實的超自然力量，因此只算是信仰，而非科學。
了解不同學科的限制
行文至此，大家可能以為這是一篇有關無神論的文章，但筆者從無如此宏願，只希望指出科學與宗教間的一條清楚的界線。以超自然力量解釋自然現象並非科學，或把科學看得太簡單。然而，我們對於自然現象的解釋，無法超越自然的範疇，即無法證實或否定超自然力量（可能是上帝）的存在。由於科學與宗教建基於不同的前設，現代科學預設了自然世界，而基督教預設了一位超自然的上帝，因此，科學與宗教兩者無法相互統攝，也無法相互聯繫。
每一門科學的學科均有其前設和推論方式，對其解釋範圍以外的東西無法適用，這是科學的基本常識。進化論作為科學的其中一門當然不例外，因此在力抗宗教入侵之餘，也該慎防進化的解釋走過界，優生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等便是把進化論過度推廣的「偽科學」產物。
為壓制弱勢社群提供理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由於英國哲學家史賓沙（Herbert Spencer）曲解進化論所提出的社會學理論。事實上，「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口號也是由史賓沙喊出，與達爾文無關。被這個殘酷的理論冠名，實屬不幸。
優生學則由達爾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爾頓（Sir Francis Galton）所提倡（達爾文並無參與），架構十分粗糙，但與「遺傳決定論」結合後，為20世初的西方社會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創傷。種族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以至後來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滅絕殺戮，高爾頓多少也需付上責任。
「生物隨時間改變」是件不折不扣的事實，而非只是理論，但進化論只能描述生物變化的過程，及解釋當中的前因後果，而無法提供，也無法推論出超越這範疇的道德判斷（這方面或許屬於宗教的領域）。
由哲學、宗教和社會學討論的倫理和道德等問題，科學的確不宜「插嘴」。同樣，科學家多年來圍繞進化論的爭論，是各種自然條件在這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這裡沒有超自然力量干預的餘地，千萬別再拿科學家的爭辯，作為否定生物進化的證據。正如美國天文學家卡爾．薩根（Carl Sagan）論述偽科學時所言：「每當秩序與科學教育稍有鬆懈時，新的偽科學火花便會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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