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民偉與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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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民偉曾拍攝不少有關孫中山的電影。資料圖片

—揭開「總統就職」紀錄片之謎

　今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40周年紀念日，筆者特地採訪了中山大學研究孫中山的專家余齊昭。余齊昭對有關孫中山的史料，認真校勘，治學嚴謹，她的努力獲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廣東孫中山研究會會長張磊高度肯定。筆者慕名向她請教有關黎民偉與孫中山的幾件歷史事實。

　自1923年春開始，黎民偉與彭年、羅永祥一起，拍攝了不少孫中山的活動，當年在香港放映過的有《孫大元帥檢閱軍團會操》、《孫大元帥出巡廣東北江記》、《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他們又隨軍北上，歷經八個省，紀錄了北伐全過程。到1941年11月，黎民偉將這些新聞片整理剪輯為《勳業千秋》（又名《建國史之一頁》），為中國人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歷史史料，功不可沒。

黎民偉何時認識孫中山？

　余齊昭認為，黎民偉認識孫中山的時間，據史料記載，是在1921年7月，廣州東園新世界出征軍人慰勞會義賣埸。當時，黎民偉為孫中山、宋慶齡拍照，並在義賣埸將照片作為紀念品分贈來賓。（見余齊昭著《孫中山文史圖片考》（頁147）

　一、黎民偉拍過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紀錄片嗎？

　黎民偉在《失敗者之言——中國電影搖籃時代的保姆》一文中寫道:「同時注意攝製新聞紀錄片，舉凡孫中山先生之行動，如就任臨時大總統……」事實如何？

　余齊昭指出：「根本不存在《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紀錄片。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間在1912年1月深夜，當時攝影技術尚不能在夜間於室內拍攝，故此典禮沒有留下一幅照片，更不用說拍活動紀錄片了。」

　我們查得1912年1月3日上海《民立報》報道：「夜十一時，於總統府舉行就職典禮」，證實了余的說法。此校勘結果，我們寫在2005年出版的《早期香港電影史》書中。黎錫在2006年出版的《中國電影的拓荒者．黎民偉》書中指：「應是非常大總統」，說是黎民偉「寫錯」了兩個字。

　我們認為黎民偉沒有「寫錯」。據當時與黎民偉在上海民新公司共事的導演歐陽予倩，在《電影半路出家記》中說：「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紀錄片就是他（筆者註：指黎民偉）拍的。」既不存在這部紀錄片，歐陽予倩肯定沒看過，他回憶中卻如此寫，估計是聽黎民偉說的了。據此可證實黎民偉並無「寫錯」。倒是歐陽予倩接下來的話值得玩味：「這部紀錄片也就成了他在政治方面、藝術方面的資本。」

　二、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確有紀錄片，它是黎民偉所拍嗎？

　余齊昭查得上海《民國日報》1921年5月13日報道：「該會是日並聘請世界著名影畫片製造百代公司攝影師賽門君，在財政廳前撮取各種遊行之真像，製成影畫片。」

　已故余慕雲先生曾在《香港電影掌故》中談到，1921年有兩部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的紀錄片：《孫總統授任廣州慶典》、《孫總統就職及祭黃花崗》，先後在香港公映。他明確指出：「都是外國的電影攝影師拍攝的，估計是法國百代公司出品的。」與余齊昭的考核完全符合。證實這兩部紀錄片，均不是黎民偉所拍。

　黎民偉在《失敗者之言——中國電影搖籃時代的保姆》一文中說：「並將民十年至民十七年攝得之孫總理革命事蹟之新聞片編成《建國史之一頁》（又名《勳業千秋》）」。

　余齊昭指出這段話不準確，「民十年至民十七年」，即1921年到1928年，孫中山已在1925年3月12日逝世。故自1926年以後的北伐與孫中山無關。《勳業千秋》並非全是「孫總理革命事蹟之新聞片」。

　與孫中山並列步出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是李大釗嗎？

　此說流傳甚廣，被作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象徵」。曾任孫中山副官的張猛對此提出質疑。經余齊昭多方考證，肯定該人為孫中山的副官鄧彥華，並非李大釗。根據如下：

　1、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組織，並非在兩黨地位對等基礎上合作。當時有人擔心共產黨員加入，會使國民黨「黨內有黨」。李大釗發表《意見書》指出：「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地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故李大釗不可能作為國共合作的象徵陪孫中山退出會場。

　2、退場時以孫中山的安全為第一任務，並非以突出李大釗地位為出發點。且當時連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戴季陶等孫中山的親信均未隨侍在側。

　3、張猛與鄧彥華同在大本營共事，彼此熟稔，他認定該人為鄧彥華，較可靠。鄧彥華是孫中山貼身副官，在不少照片中，均可見其隨侍在側。在1924年6月29日。孫中山在北較場檢閱軍警時，鄧彥華還代孫中山宣讀訓詞。

　4、從保存至今的各幀李大釗照片，與孫中山一同步出會場的人，亦不像李大釗，李有深度近視，戴眼鏡，而照片中人，卻未戴眼鏡，此為最大區別。另，照片中人穿短襖。李當時是知名學者，在這種場合應穿長袍禮服。

　5、最早提出此人是李大釗的人，是上海市某局文博科負責人，時在1956年，但此人並非「一大」在場人，其說不足為憑。

　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廣東孫中山研究會會長張磊對余齊昭此一考證結果，給予高度評價，他在為余齊昭的著作《孫中山文史圖片考釋》作序時說：「歷時11年的這樁『公案』，到此畫上了一個句號。」並指出余齊昭的考證結果，在1989年12月12日《團結報》發表後，「得到了廣泛的認可」。

　三、黎民偉在1929年的上海《電影月報》第9期，發表孫中山題贈他的「天下為公」墨寶，並自行宣稱：「按此墨寶已為中央政府選刻總理陵墓用」。是否有其事？

　余齊昭指出，她對流傳多年的這種說法，一直懷疑。2002年3月她收到南京中山陵孫中山紀念館陳列部贈送的陵門橫額「天下為公」拓片的照片，與黎民偉獲贈的墨寶比較，即可辨識兩者不同，證實黎民偉所說並非事實。（見插圖）

　她指出，孫中山反覆題寫「天下為公」共39件。目前發現最早是在1912年4月，應湖北革命黨人曾尚武之請題寫，非從民新製造影畫片公司成立時始。黎民偉獲贈的墨寶，僅為39件之一。

　經余齊昭多年考證，認定中山陵陵門上所刻「天下為公」四字，選自孫中山書贈楊庶堪的《禮運．大同篇》，非黎民偉手中之「天下為公」墨寶。 文：中山大學教授李以莊、周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