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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2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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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民偉與孫中山


http://paper.wenweipo.com   [2006-11-24]
放大圖片

 黎民偉曾拍攝不少有關孫中山的電影。資料圖片

—揭開「總統就職」紀錄片之謎

 今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40周年紀念日,筆者特地採訪了中山大學研究孫中山的專家余齊昭。余齊昭對有關孫中山的史料,認真校勘,治學嚴謹,她的努力獲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廣東孫中山研究會會長張磊高度肯定。筆者慕名向她請教有關黎民偉與孫中山的幾件歷史事實。

 自1923年春開始,黎民偉與彭年、羅永祥一起,拍攝了不少孫中山的活動,當年在香港放映過的有《孫大元帥檢閱軍團會操》、《孫大元帥出巡廣東北江記》、《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他們又隨軍北上,歷經八個省,紀錄了北伐全過程。到1941年11月,黎民偉將這些新聞片整理剪輯為《勳業千秋》(又名《建國史之一頁》),為中國人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歷史史料,功不可沒。

黎民偉何時認識孫中山?

 余齊昭認為,黎民偉認識孫中山的時間,據史料記載,是在1921年7月,廣州東園新世界出征軍人慰勞會義賣埸。當時,黎民偉為孫中山、宋慶齡拍照,並在義賣埸將照片作為紀念品分贈來賓。(見余齊昭著《孫中山文史圖片考》(頁147)

 一、黎民偉拍過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紀錄片嗎?

 黎民偉在《失敗者之言——中國電影搖籃時代的保姆》一文中寫道:「同時注意攝製新聞紀錄片,舉凡孫中山先生之行動,如就任臨時大總統……」事實如何?

 余齊昭指出:「根本不存在《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紀錄片。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間在1912年1月深夜,當時攝影技術尚不能在夜間於室內拍攝,故此典禮沒有留下一幅照片,更不用說拍活動紀錄片了。」

 我們查得1912年1月3日上海《民立報》報道:「夜十一時,於總統府舉行就職典禮」,證實了余的說法。此校勘結果,我們寫在2005年出版的《早期香港電影史》書中。黎錫在2006年出版的《中國電影的拓荒者.黎民偉》書中指:「應是非常大總統」,說是黎民偉「寫錯」了兩個字。

 我們認為黎民偉沒有「寫錯」。據當時與黎民偉在上海民新公司共事的導演歐陽予倩,在《電影半路出家記》中說:「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紀錄片就是他(筆者註:指黎民偉)拍的。」既不存在這部紀錄片,歐陽予倩肯定沒看過,他回憶中卻如此寫,估計是聽黎民偉說的了。據此可證實黎民偉並無「寫錯」。倒是歐陽予倩接下來的話值得玩味:「這部紀錄片也就成了他在政治方面、藝術方面的資本。」

 二、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確有紀錄片,它是黎民偉所拍嗎?

 余齊昭查得上海《民國日報》1921年5月13日報道:「該會是日並聘請世界著名影畫片製造百代公司攝影師賽門君,在財政廳前撮取各種遊行之真像,製成影畫片。」

 已故余慕雲先生曾在《香港電影掌故》中談到,1921年有兩部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的紀錄片:《孫總統授任廣州慶典》、《孫總統就職及祭黃花崗》,先後在香港公映。他明確指出:「都是外國的電影攝影師拍攝的,估計是法國百代公司出品的。」與余齊昭的考核完全符合。證實這兩部紀錄片,均不是黎民偉所拍。

 黎民偉在《失敗者之言——中國電影搖籃時代的保姆》一文中說:「並將民十年至民十七年攝得之孫總理革命事蹟之新聞片編成《建國史之一頁》(又名《勳業千秋》)」。

 余齊昭指出這段話不準確,「民十年至民十七年」,即1921年到1928年,孫中山已在1925年3月12日逝世。故自1926年以後的北伐與孫中山無關。《勳業千秋》並非全是「孫總理革命事蹟之新聞片」。

 與孫中山並列步出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是李大釗嗎?

 此說流傳甚廣,被作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象徵」。曾任孫中山副官的張猛對此提出質疑。經余齊昭多方考證,肯定該人為孫中山的副官鄧彥華,並非李大釗。根據如下:

 1、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組織,並非在兩黨地位對等基礎上合作。當時有人擔心共產黨員加入,會使國民黨「黨內有黨」。李大釗發表《意見書》指出:「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地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故李大釗不可能作為國共合作的象徵陪孫中山退出會場。

 2、退場時以孫中山的安全為第一任務,並非以突出李大釗地位為出發點。且當時連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戴季陶等孫中山的親信均未隨侍在側。

 3、張猛與鄧彥華同在大本營共事,彼此熟稔,他認定該人為鄧彥華,較可靠。鄧彥華是孫中山貼身副官,在不少照片中,均可見其隨侍在側。在1924年6月29日。孫中山在北較場檢閱軍警時,鄧彥華還代孫中山宣讀訓詞。

 4、從保存至今的各幀李大釗照片,與孫中山一同步出會場的人,亦不像李大釗,李有深度近視,戴眼鏡,而照片中人,卻未戴眼鏡,此為最大區別。另,照片中人穿短襖。李當時是知名學者,在這種場合應穿長袍禮服。

 5、最早提出此人是李大釗的人,是上海市某局文博科負責人,時在1956年,但此人並非「一大」在場人,其說不足為憑。

 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廣東孫中山研究會會長張磊對余齊昭此一考證結果,給予高度評價,他在為余齊昭的著作《孫中山文史圖片考釋》作序時說:「歷時11年的這樁『公案』,到此畫上了一個句號。」並指出余齊昭的考證結果,在1989年12月12日《團結報》發表後,「得到了廣泛的認可」。

 三、黎民偉在1929年的上海《電影月報》第9期,發表孫中山題贈他的「天下為公」墨寶,並自行宣稱:「按此墨寶已為中央政府選刻總理陵墓用」。是否有其事?

 余齊昭指出,她對流傳多年的這種說法,一直懷疑。2002年3月她收到南京中山陵孫中山紀念館陳列部贈送的陵門橫額「天下為公」拓片的照片,與黎民偉獲贈的墨寶比較,即可辨識兩者不同,證實黎民偉所說並非事實。(見插圖)

 她指出,孫中山反覆題寫「天下為公」共39件。目前發現最早是在1912年4月,應湖北革命黨人曾尚武之請題寫,非從民新製造影畫片公司成立時始。黎民偉獲贈的墨寶,僅為39件之一。

 經余齊昭多年考證,認定中山陵陵門上所刻「天下為公」四字,選自孫中山書贈楊庶堪的《禮運.大同篇》,非黎民偉手中之「天下為公」墨寶。 文:中山大學教授李以莊、周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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