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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隨著胡春華、孫政才、周強分別被任命為團中央第一書記、農業部黨組書記和湖南省代省長，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官員，作為一個群體，已開始進入省部級決策層。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稱：「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這代人，他們是改革開放的直接受益者，是最幸福的一代人。」
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如今正當「不惑之年」，他們在各行各業都已成為中堅力量，其中的一些名字，我們耳熟能詳——商界的張朝陽，文學界的余華、鐵凝，音樂界的劉歡、宋祖英……
2006年，隨著胡春華、孫政才、周強分別被任命為團中央第一書記、農業部黨組書記和湖南省代省長，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官員作為一個群體也已經開始進入省部級決策層。「60年代精英」的概念變得更為完整。
上述三人是正部級高官。據該刊不完全統計，如果加上副部級官員，同一年齡段的高官已有數十位。
對改革開放抱堅定信心
「他們是在改革開放中成長的一代。」談到60年代出生官員最突出的特點，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王偉這樣概括，「他們出生時是困難時期，行將走入社會的時候已經是改革開放之初」。
《生於60年代》一書記錄了這一代人的集體回憶——「在嗷嗷待哺的時候，迎來了『文革』；在接受知識的時候，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在逐步建立世界觀的時候，迎來了思想解放……」
王偉說，這批人雖然經歷了「文革」，但幸運的是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教育基本上是完整的。「上大學的時候就比較正規了。」而且他們還正好趕上「全民思想的年代」，一位60年代人這樣回憶：「忽然間，康德來了，《變形記》來了！新鮮、陌生的文字讓我們激動不已。那個時候連小攤販都看海德格爾，都能侃兩句人文哲學……」
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社會也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60年代生的人走出校門，成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最年輕的「弄潮兒」。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談到這代人與改革開放的關係時說：「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這代人。他們是改革開放的直接受益者，是最幸福的一代人。」
一批60年代人在不惑之年就能在政界嶄露頭角，正是得益於這種時代背景。
新任團中央第一書記胡春華1963年出生於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縣馬岩墩村，是「苦孩子」出身，上中學時離家數公里，腳板上磨出的繭有銅錢厚，穿爛的草鞋有一大堆。不過，他的求學歷程並未像上世紀50年代生的人那樣被「文革」打斷，1989年，年僅16歲的胡春華就以本縣高考狀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
由於所在單位時常承擔一些培訓工作，王偉接觸過一些60年代出生的官員，他說，這批官員對改革開放有親身體會，能夠感受到改革前後的強烈對比，「因此他們對改革開放抱有堅定的信心。」
「他們沒有受到『文革』時期派系鬥爭的影響，在思想解放的年代成熟，對國外一些先進的觀念也比較容易吸收。」毛壽龍說。
條條框框少 靈活性強
46歲的周強是目前中國最年輕的省長。9月30日，面向省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周強承諾，「常懷感激之情，常葆進取之心，常存敬畏之念，清清白白做人，乾乾淨淨做事」。
第二天，他來到韶山拜祭毛澤東，在毛主席銅像前三鞠躬。隨後，湖南省宣布將轄內55個行政執法部門的「權力清單」公布於眾。「陽光執法」成為周強向湖南展示的決心。
在經濟工作方面，周強在向湖南省人大常委會作的「我的匯報」中有更加具體的描述：創辦中國IT青年論壇、中國泰達生物論壇、海外學人回國創業周等；實施青年項目國際合作，吸納國外資金，推動生態建設；深化團屬事業單位管理體制改革。
「這批官員還有一個特點，他們經歷了舊思想和新思想，靈活性比較強，條條框框的東西比較少。」毛壽龍說。生於60年代的官員讓外界看到了一些新氣象。
2006年6月，生於1961年的夏勇被任命為國家保密局局長。不久，國家保密局宣布，從8月起，因自然災害導致的死亡人員總數及相關資料，不再作為國家秘密事項。這一開明舉措立刻得到輿論的普遍讚譽。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生於1960年，被媒體稱為兼有學者、文人和理論家氣質的「個性官員」。
2003年，潘岳調任現職，直言秉性讓公眾印象深刻，「綠色GDP」、「環境保護與社會公平」等新論迭出。同時，上任伊始，他就以環保總局新聞發言人的身份向媒體通報，已查出十大環境違法案件，並查清應關停取締的違法企業6143家，颳起「環保風暴」。
「至少是大學本科」
王偉對60年代出生官員的另一個突出印象是「至少是大學本科，學歷比較高」。的確如此，在這批官員中碩士學歷已相當普遍，甚至擁有博士頭銜的也有多位，其中外界比較熟悉的新任農業部黨組書記孫政才是農學博士、夏勇是法學博士、潘岳是歷史學博士。
事實上，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執掌高位之前，就在本專業領域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夏勇被視作法學家從政的典型代表，早在1995年他就被中國法學會授予首屆「中國十大傑出中青年法學家」稱號，治學20餘年中，夏勇以人權和法治理論研究享譽學界，其成名作《人權概念起源——權利的歷史哲學》，曾四次重印。
2000年9月22日，年僅39歲的夏勇成為中南海法制講座的主講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50多位部長面前，他的講座題為《西部開發與加快中西部發展的法治保障》。作為香港基本法專家，夏勇曾多次赴港參加基本法座談並發表有關文章。
在2004年出版的《中國民權哲學》中，夏勇提出「新民本說」理論，要旨是：民惟邦本，權惟民本，德惟權本。他認為：「民本和民權必須在法治和憲政體制下有正確的定位，法治的核心價值是人的尊嚴和自由」。
35歲就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的陸昊則是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的門生，他還為恩師撰寫了《中國當代經濟學家學術評傳》中的厲以寧卷。
多元專業背景
多元化的專業背景是60年代出生官員的另外一個特點——胡春華本科專業是中文，碩士為世界經濟；孫政才精通農學；周強、夏勇主攻法學；陸昊為經濟學，另外還有一些人的專業背景是管理學、工科。
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說，官員選拔反映的是時代變化。建國初期，我國的黨政領導主要從職業革命家中選拔，「這與當時的武裝革命有關，他們處於社會最底層，階級仇恨深，因此容易在革命中嶄露頭角。」
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了一個幹部選拔的斷檔。改革開放後，革命戰爭期間成長起來的一批領導人已年老。「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強調的現代化主要是技術層面的現代化，在這種背景下上來的幹部主要是理工科、尤其工科出身比較多。」
而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於現代化的理解也變得多元，它不光是技術層面的現代化，還應該包括社會制度層面的現代化。」在這種背景下，蔡霞說中央對於人才選拔的標準也開始發生變化，僅僅專業技術型領導已經不能夠完全勝任，需要多方面發掘人才。
「當初突出的是生產力快速進步，現在更需要對社會的綜合治理。新的社會背景下，不僅需要技術專家型官員，更需要思想家類型的官員。」蔡霞這樣說。
蔡霞認為，這批官員的湧現是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提出幹部年輕化後幾十年培養的結果，「而不是為了某個目的突然提拔」。在教學中，她與這批官員也有過一些接觸，對他們總體感覺是知識面廣，非常敏銳，具有很強的責任感。
王偉分析，在中共十七大之前可能還會有一批年輕官員浮現出來，「這是時代的進步，對於21世紀中國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 ■原載《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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