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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羊璧
「集體記憶」這個詞忽然流行。大家談論香港這個城市的集體記憶，說有些古蹟、古建築值得保存，因為有集體記憶。
上一世紀五十年代，我住在香港島，工作上時常要到九龍，常常坐天星碼頭的小輪。對小輪，對尖沙咀碼頭火車站的古老鐘樓，都留下深刻的回憶。但近二三十年，過海有地鐵，工作上也少需過海，對天星碼頭就生疏了，對那裡的後期變化，就談不上記憶了。如果談對尖沙咀小輪那一片的記憶，我可以屬於四五十年代那一段的集體記憶，卻參加不到較後的集體記憶。
要說香港的集體記憶，我想，最有價值的集體記憶，有一個大題目，是：香港在近代史上的形象。香港與中國社會的近代變遷，關係很密切，影響很大。表現在人事上，是許多歷史名人都在香港有過活動，這些活動，在許多歷史文獻上，在許多回憶錄上，都留下了記錄。說這是歷史性的，集體性的記憶，最恰當沒有了。
要舉事例，我一時想起四個題目。
第一是較古的，那是南宋末期了。宋帝昺曾經逃到九龍，在一處山坡上小歇，眺望。留下了古蹟，有人刻石，題「宋王台」。現在這刻石仍存在。而那時文天祥也曾經在這一帶活動過，據說他寫伶仃洋詩，就在屯門的龍鼓灘。「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動人的詩句就在那裡由他心中流出。
第二是孫中山。孫中山在香港讀過書，學醫，在士丹頓街十三號開過乾亨行，在這裡創「興中會」，從事革命活動。這都是人們常常提起的。只可惜在應該有集體記憶的地方，現在沒有留下甚麼痕跡了。
第三是魯迅。魯迅在香港青年會作過演講，演講內容在魯迅的文集上仍然可以讀到。青年會有宿舍，五十年代初我曾在那裡租住，一個床位月租三十元。我在那裡進出的時候，常常想起這位可敬仰的大文學家，想像他是走哪一條路到禮堂去演講。
第四是周恩來、葉挺。南昌起義以後，周恩來、聶榮臻等帶領起義隊伍，一路轉戰到潮汕，失敗了。隊伍四散。周恩來、葉挺、聶榮臻在海陸豐坐小漁船，來到香港，小住之後，接上黨組織的關係，再轉赴上海等地繼續革命事業。可惜我看到的有關回憶，沒有說到他們到香港後住在哪裡。
至於其他名人，在香港活動過的，很多，很多。如果充分尋找出來，我們將會發現，原來這條街上，那條大道上，都曾經有一些名人，在這裡出入，在這裡工作，是他們影響了中國的近代。香港與中國近代的變化原來關係如此密切。這應該是香港人重大的集體歷史記憶。
在外國，常見有一些小規模的博物館，紀念那一區的名人。香港寸金尺土，不可能在許多街道上都設立小博物館。但如果設計一種小型的街頭建築物，哪怕只佔一柱之位的位置，設一塊小牌，刻鑄上短短的文字，說某某名人曾在這裡活動過。附一點照片，或一點雕塑、圖畫、書法，可以欣賞。這卻是不用太多資源，每一區都可以做得到的。區議員先生們有興趣留意這件事麼？
如果這件事做成了，做好了，那時香港居民也好，外來遊客也好，在香港各地多走走時，看了這樣的精緻小牌，就會感到：噢，不簡單，香港原來不只是個經濟發達的購物天堂，香港有深遠的歷史地位，香港有高層次的大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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