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文：洪永起
「司馬遷的偉大，是他寫了一本《史記》。」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劉智鵬如是說。「研究司馬遷寫《史記》，不如做司馬遷去寫《史記》。」
要寫的，不是《史記新編》。劉智鵬在即將卸任的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支持下，夥拍內地著名的香港歷史專家劉蜀永，牽頭為香港編修地方誌——《香港通誌》。
要說趕搭「集體回憶」熱潮，未免將修誌「情緒化」了。實情是，為香港修誌已是討論多年的題目。在香港史尚未有完善發展的情況下，涵括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地方誌，劉智鵬說，甚至可解決教師們抓破頭也不知如何是好的通識教育科的教材問題。
從研究中國歷史到香港史，劉智鵬開始寫史。「歷史研究很重要，但歷史的撰述同樣重要。」
這是香港第一次編修地方誌。「若說香港從沒有寫過地方誌，也不全然是，我們有十八區的『風物誌』。」劉智鵬說，他也曾寫過《屯門風物誌》，算是這次《香港通誌》的賽前「小熱身」。
從教書、埋首做研究，近年劉智鵬「紅」了起來。
讓大眾了解香港
上屆被委任為屯門區區議員，年初成為「古物諮詢委員會」的新成員，他從中國歷史研究跳到香港史，也算跳進建制之內，但這並沒有令《香港通誌》的編修工作變得更容易。
中國傳統由官方修誌，去年五月，中國政府更出台《地方誌工作條例》，由政府推行地方誌的編修工作。香港特區政府對這項工作的態度，同樣舉腳贊成。
只是，要錢嗎？沒有。
於是，香港由民間修誌。
「古代有迴避政策，你是廣東人便不能在廣東做官，需要……如派遣新疆，要知道新疆的情況，便拿地方誌來看。」
古時地方誌似乎是為地方官服務，劉智鵬強調：「我們要做一本屬於全香港人的地方誌。」《香港通誌》不只是地方官員管理地方的參考書，也是讓大眾知道整個香港情況的讀物。
政府沒有金錢資助，他便四出尋找資金。計劃在「1+5」年內完成通誌的編修工作，第一年為籌備及確立通誌的具體內容，然後花5年時間進行。
「我們這次做地方誌是破天荒的。內地編地方誌，動輒十五、六年，我們用以參考的《上海通誌》，是在130多種專誌的基礎上濃縮而成，單是『通稿』便花了6年時間。」
學者變推銷員
劉智鵬指出，地方誌架構龐大，不同項目均由專研的學者及不同行業的人士合作，然而整合成一部通誌，還需有專人負責統一文字風格，是為「通稿」。「單是這個工序便要花3、4年，我們要在5年之內完成，可以說是很冒險的。」
但令人頭痛的難題尚未真正出現，資金可說是最容易解決的，在籌備初期，也要四出「撲水」，歷史學者，自嘲變成了「推銷員」，需不停向外界「推銷」計劃，希望籌到更多款項——整個計劃預算2.5億，沒有政府金錢資助，全部民間集資，談何容易。
「最近經常四處奔走，早上駕車到市區，然後回位於屯門的學校教兩個小時書，再出市區，再回來。」來來回回，劉智鵬也忍不住笑：「因為搞地方誌，多了和社會上不同的人接觸，但香港人的接觸是要在飯桌上『接觸』的，算是最能體驗中國人『民以食為天』的傳統。」
與外界「接觸」得多，家人未免有投訴，他卻笑：「當年孫中山搞革命，四出奔走找資助，家人怎麼投訴？你便只能告訴他們，這是關乎國家大業，只能忍耐。」
但編修地方誌，不同撰寫香港史。「地方誌是地方記錄，我們會處理的，如鴉片戰爭，是事件的發生、參與者、當時的書信等，全部都是講事實。但若打開一本鴉片戰爭專著，書中便不是展示一個事實，而是展示一個歷史家怎去看鴉片戰爭。」
以記錄為主，內容上自然力求全面，從自然環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全部包含在內。
資料文獻再利用
「我也在做香港史研究，但以專著為多，如屯門，還有日治時期的香港、青山寺歷史等。香港史未發展得很好，有成果，但可以做得更好，當然需要學者與行家在圖書館找檔案、資料，另一方面，也需要寫香港的地方誌，屆時香港史便會更容易寫。」
「現時大眾對社會各方面的關注好狹窄，你說你的行業，我談我的行業，有了地方誌之後，便會互相知道大家在做些甚麼，多些理解少些磨擦。同時亦可以多認識自己生活的社群，對培養歸屬感有很大幫助。」
「歸屬感是由認識了解開始的，香港怎樣由漁村變成現在這樣？如何從無到有，了解這個過程後，甚麼需要保留，甚麼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保留，都是需要一個各方面討論的基礎，而不是靠一個情緒去決定的。」
「我們不但是編一本書，還要求市民一起修誌。」正如之前編寫《屯門風物誌》，不是只坐在圖書館中翻查資料，而是要跑到外面，與街坊見面、做訪問，還有收集各種有關的資料。
「希望通過修誌，也可以將處理過的資料、文獻等再利用，如建立資料庫、能夠有一個公開的場所收藏及使用。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