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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智文
香港回歸祖國十年，一片昇平。回眸歷史洪流，朝代更迭，不無感慨。杜甫(712-770)生於安樂之時，胸懷報國志；處大唐盛衰之際，歷安史亂事；暮年漂泊夔府孤城之間，無奈中扼腕。杜甫一生耿介，欲挽狂瀾於既倒，卻報效國家於無門，「無力正乾坤」可哀可悲。
讀杜詩，《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不可不讀，杜甫應試不第，至作此詩業距十三年，老杜仍未見用，可見其出仕之心未嘗稍歇，遂開篇以「紈褲不餓死， 儒冠多誤身」領起，「儒冠多誤身」堪謂老杜不平之鳴，為何一己懷才不遇，富貴者飽食終日。有才不用，心中有怨，人之常情。進而觀之，杜公從首二句暗諷此乃反常理的社會，有錢人逍遙自在，讀書人難保自身。
對照《醉時歌》有云：「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二者同見怨懟。難道杜公真的對儒術深有歎息？非也。人生轉折，心中矛盾掙扎於一時而已。
對儒學的感慨，不止此二端，如《奉贈鮮於京兆二十韻》有云：「有儒愁餓死」又或《贈陳二補闕》中有：「世儒多汩沒」，儒生愁困而死，儒士不用，凡此數端，跟「儒冠多誤身」異曲同工，杜甫有此深思，源自窮困和不遇。
君臣父子有序。從今天的角度觀之，杜甫之憂正好體現了儒家與制度的局限。局限在於過分的「反躬內省」而忽略「外在因素」，儒家精神重個人自省，由己出發，己立立人，求諸己復求諸人。杜甫如是，歷代文人如是，給自己的責任過重，深信聖主賢臣，如杜公《諸將五首》有云：「只在忠臣翊聖朝。」
百年中國，清亡民始，亂事橫披，新中國成立後，轉折至今，國家卓立於世界。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出路不囿出仕一途。再論「知識」也不限於儒學一宗，兼及科學、建築、醫學等，選擇又廣又多。
循此詩理路，再讀《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杜公表現出儒者一貫的自信，從「甫昔少年日」至「立登要路津」可見一斑。杜甫自信「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不止於此，「自謂頗挺出」，可見杜甫深知才學出眾，拔萃非凡。復觀其《壯遊》中「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可謂並無二致。與其說是自傲，不如云其是自信使然。
現代社會，以「個人主義」為尚，深懷愛國志者當然有之，不少海外華人學成歸國服務，民胞物與之情由是可見。然現代社會商業為重，此況更甚於農業社會，追慕蠅頭小利者卻不少。
全詩中「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謂表現了杜公一生的政治理想，佐君王以越堯舜，教百姓以淳風俗。杜甫才德兼備，卻不為世用，是有司者有眼無珠，選人不公，還是時也命也？教人省思。讀罷此句，引人想到南宋大儒張載有云：「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修治齊平，為千百年來知識分子念茲在茲的人生要津。望出仕入相，杜公當不例外，時勢不容，他的遭際為「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寄食京華，人生蕭條，伺候機會，可悲之至。如此看來，中國士人就在「忍耐」和「等待」中渡過，是韶華虛度，還是等待有時，本難逆料。
知識分子的寄望，不外有二：內則修己，外則安民，確立和保守一個本儒家價值的道德社會。杜詩中「再使風俗淳」，甚或「不眠憂戰伐」，不無此意。然而基礎在於尊君佐君，於皇權之下展襟袍，本質是一個桎梏。開罪聖主，終身被貶不用，縱有倚馬奇才，也是無用。憂生恤民，可謂杜甫詩精神所在，信手翻檢，此等情懷，隨處可見，下例便是其中一二：
窮年憂黎元（《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
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九日寄岑參》）
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白帝》）
老弱哭道路，願聞甲休兵。（《遣興》其二）
老杜恤生民之詩，俯拾即是。《三吏》、《三別》者更是字字血淚，自不待言。老杜仁者愛，若為官，必正直不阿，造福黎民。今香港政府倡國民教育，讓莘莘學子多讀杜詩，自可燃起愛國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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